环球时报：哄抢时警察在哪，这个问题该问谁

　　青海格尔木附近草原上的黑枸杞近日遭到当地群众的强行抢摘，附近警察和政府人员行动起来试图阻止，但无奈骑摩托车的抢摘者成群结队，有时摩托车达数百辆，造成对有“软黄金”之称黑枸杞的洗劫。草场的围栏和警察设置的关卡被冲破，巨大利益引发了“暴动”般的局面失控。

　　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唯一的哄抢事件。8月份河北保定地区的一处300亩梨园遭到附近村民哄抢。同为8月份，河南一辆侧翻的苹果运输车被哄抢，有当地村民甚至开着拖拉机将散在地上的苹果装走。8月份的另一起著名哄抢事件针对了侧翻的运送小鸡货车，大量刚孵出的雏鸡被路人抢走。

　　中国这几年的哄抢事件主要分为两类，最多的一类是哄抢出事交通工具上的货物以及其他意外事件导致主人一时难以控制的货物。第二类则针对了土地上的农作物或珍贵野生作物。具体表现都是有很多人一哄而上，现场执法的少量警察亦难以制止。

　　哄抢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时发生由特殊事件导致的对商场、金店、散落在地钞票的集体哄抢。对比中外的这些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出现哄抢的“触发门槛”更低，西方发达社会的哄抢极少有当着警察面进行的，此外对有主农场作物的哄抢也鲜有所闻。

　　各地不断有哄抢事件发生，构成了中国社会基层法治面貌的一个侧面。对于警察该不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比如用鸣枪示警来制止哄抢，中国舆论也似乎莫衷一是。这不失为中国法治舆论环境真实情况的一个样本。

　　中国这些年发展很快，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然而这些令人瞠目的哄抢事件展现了中国现代化程度的一个别样参数。这让我们想到，21世纪20年代的中国的确是个很难定义的复杂社会，它是同时具有世界一流高铁以及铁路旁的梨园刚刚发生了村民哄抢的国度。

　　法不责众的信条和经验仍在中国基层社会里根深蒂固，一个微小的诱因就可能释放哄抢这一古老冲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社会治理失序的某种先兆。

　　有人抱怨警察太软弱，法律对参与哄抢者的追究不够坚决。但也有人指出，如果警察对哄抢者严厉执法，社会风险可能会更大。后一种担心恐怕有其道理，因为现在舆论对警察“执法过严”的敏感度，要大大高于对警察“不作为”的敏感度。

　　不能不说，如今警察与违法者对峙时，警方的权威经常是有限的。当违法者人多势众时，他们尤其不把警察当回事，警方也似乎缺少为维护社会秩序勇于担责坚决执法的决心。

　　网上舆论经常把这种情况归咎于警察“乱执法”，以及官方的公信力缺失，甚至认为这是“体制之过”。如果以这种思维对待基层社会的法治缺失现象，那么将是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误区。

　　不断发生的各地哄抢测出了中国与现代法治社会的距离，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在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力。基层的问题需要以基层的方式开展治理，对警察正当严格执法的支持不能因为个别警察的过失而产生动摇。法治中国仅靠“上边的政策”是打造不了的，它也是等不来的，上下共同努力才是唯一正确且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