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凌晨5点多，天未亮，数百辆摩托车开着车灯，集结在格尔木市东西两侧的交通要道。他们集结完毕后朝格尔木市周边的草原进发，目标是野生黑枸杞。据当地官方公布的最新消息，至8月26日下午5点，已行政拘留10名违法人员、刑事拘留12名犯罪嫌疑人。但盗采牧民草场中野生黑枸杞的行为，仍在发生。
上千人的盗抢团伙，以暴力手段打劫野生黑枸杞。“草原太大、牧民太少、盗采者太多”，牧民如此总结无法抵御盗采的原因。这哪里还是什么道德败坏，这是昭然若揭的暴力犯罪。这样的哄抢，已经不能用社会心理学上的“乌合之众”效应来解释。第一，哄抢对象不是倾覆在高速上的香蕉苹果橘子，而是千里之外的私人财产；第二，哄抢行为不是无意识地“不捡白不捡”，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群体行动；第三，对于哄抢结果，组织参与者内心了然，损人利己，公然违法。
捡便宜也好，白日抢也罢，情节有别，性质无异。这当然不是无法可依的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还有专门的“聚众哄抢罪”，聚众哄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无论哄抢何物，都有违道德，甚至还涉嫌违法。法律有了，执行力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去年11月，周边群众趁夜潜入草场，将野生黑枸杞植株连根挖走，移栽到农田中，给草场留下密密麻麻的坑。即便是今年，盗采者对野生黑枸杞的抢夺已经持续近20天。拿了白拿，抢了白抢，几十人就聚成了几百人，几百人就吸引了几千人……违法的破窗效应，一发不可收拾。于是问题就来了：当牧民面对广袤的草原，管理不过来的时候，物产就成了几乎无人看管、无能看管的“福利”，道德自觉的防线轻易溃坏，违法逐利的冲动嚣张四起。据说地方部门也屡次表态要严打严惩，但为什么，事态没有解决在萌芽状态？在法不责众的时候，如果严惩的罚单都没有，拿什么威慑“领头羊”？就算地方警力有限，有没有发动协防维护的力量，在公共治理的智慧上下点功夫？
这事儿让人想起就在不久前——河北保定一农产品公司，在当地高阳县承包经营的三百亩梨园，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几天工夫却被附近村民抢了个干净。一开始是几个人来讨，接着人越来越多，最后直接提着麻袋来抢，甚至警察来了也不管用。这几例哄抢，与家门口、路边上的“捡便宜”，显然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试探偷盗，到放胆抢劫，甚至草原上的以此为生，首先沦陷的不是高处的道德，而是底线的法律。
有人说，穷困时候的哄抢，可能是基于生存的压力，那么，在国人不那么穷了之后，为什么集体哄抢的节奏还是停不下来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在暴力哄抢频发的时候，只要法律稍稍示弱，任何私人财产都可能成为“公共洼地”，谁都乐意来打秋风、谁都胆敢来趟浑水。因此，能保护黑枸杞的，既包括看得见的警车与制服，还包括每个人对法律的信仰与敬畏。
眼下而言，法律如果不能“秀肌肉”，枸杞的命运，又如何能安然于枝头？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