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民杨军遭遇电话诈骗，来电显示为上海某检察机关的号码，遂按诈骗者指示，分三次汇去48万元。2014年，杨军将运营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告上法院，要求赔偿48万元，理由是自己花钱买了来电显示服务，但来电显示没能显示正确号码、也没有拦截异常号码。近日天河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广州电信在该事件中存在违约行为，判令其赔偿1万元给杨军。（7月14日《南方都市报》）
电信诈骗已成社会“灾难”。资料显示，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40余万起，群众损失107亿元，比2013年的30余万起、100亿元分别上升了33%和7%。据公安部统计，我国每年有80多亿元的诈骗赃款被取走。
如果说普通电话诈骗难以归咎于电信运营商，但在“改号电话”骗局中，电信服务平台本应负有显示正确电话号码，和识别、拦截异常号码的法律责任与义务，确保电信服务用户获得对方电话号码的准确信息，进而作出正确判断和行动。骗子轻易利用电信平台，以“改号电话”骗取电信用户信任，误导用户进行不当转账操作，进而骗款成功，这与电信服务的把关“失守”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电信运营商因此存在电信服务合同违约过错行为，法院据此判决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完全合法合理。
但现实常态是，用户遭遇电信诈骗后，往往投诉维权无门，报警求助后也因取证难、破案成本高等原因，而很难破案和挽回经济损失，这就造成“电信诈骗、自认倒霉”的恶性循环。像杨军这种受害者，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起诉电信公司并获赔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还鲜有所闻，而法院的判决，明确了电信运营服务商负有履行显示实际来电号码、且“持续改进电信服务、提高电信服务质量”的法律义务，并根据具体案情划分责任大小，酌情合理地支持了受害者的相应赔偿请求，无疑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法律样本，为今后遭遇类似电信骗局的受害者，指明了一条有效的司法救济维权路径。
随着法治进步，人们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今后因遭遇电信诈骗等，而与电信运营商对簿公堂的情形可能会越来越多，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天河法院的“先例”判决无疑会成为一个典型判例，极具法律示范效应和价值，给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同类案件提供了很好借鉴。因为这种基于“电信服务违约应担责”的判例，遵循了“违约赔偿”的民法原则，契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要义，其中蕴涵的民事裁判法理是普适的、共通的，司法实践中应予借鉴和通用。
而如此裁判，对堵塞电信运营管理“漏洞”，斩断电信平台获取非法网络改号线路费用等的“利益链条”，督促强化电信运营商的自律意识、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有效保护人们的正常通讯权利，防范电信诈骗的愈演愈烈，都具有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