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基础设施、产能更新与消费是未来增长点

2015年05月04日 06:55   来源:经济参考报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Mansfield Freeman Chair Professor)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公司金融、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讲授课程包括中级微观经济学,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等。

  发表著作有《逼出来的大国崛起?TD>

  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拐点已经出现,具体说发生在2007年,经济结构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而且中国经济潜在长期增长率仍然比较高。

  短期增长速度下降具有比较明显的周期性因素,必须加快重点领域改革,以催生基础设施、产能更新、消费三个增长点,加快动力的转换。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70期日前召开。中国经济50人论坛特邀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发表了题为“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动力转换”的主题演讲。

  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在向好发展

  李稻葵上来先讲结论。

  他说,他要交流的话题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应该怎么转换,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当前改革应该改哪些方面?对此,他总结为五个问题,其中第五个问题是基于前四个问题的推论。第一个问题,增长速度是否已经回落,增速的回落是否已经见底;第二个问题,讲了若干年的结构调整是否已经出现了重要的进展;第三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是多少;第四个问题,如果旧增长点——房地产、出口已经离我们远去,那新的增长点在哪里;第五个问题,政府到底应该做点什么。

  对前几个问题,他的结论是: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经济结构调整的拐点已经出现,经济结构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国经济潜在长期增长率仍然比较高,至少未来10年在7%以上。短期增长速度下降具有比较明显的周期性因素,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基于这些分析,推论就是,在短期来看,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必须加快,目的是要催生新的增长点,加快动力的转换。让旧的发动机逐步退出去,就像大轮船行驶一样,一边行驶,一边要换动力,换发动机。

  首先,关于结构调整的判断。按照国家统计局官方的数据,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010年开始往上走,从35%上升到2014年的36.2%。但是据他测算,从2007年开始,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已经开始上升了,去年已经达到44.5%。在李稻葵看来,国家统计局测算居民消费,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越来越不准,越来越低估。它的测算依靠的是入户调查,在实际操作得不到很多中高收入家庭的合作。

  李稻葵表示,从2007年开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同时进口量在上升,相对而言出口量下降。道理很清楚,国内消费一上升,很多居民就会买国内的产品,国内企业就会逐步发现内销比外销容易。当中国消费上升的时候,很自然进口量就上升了,出口量就会下降了,因此可以看到,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

  贸易顺差下降,消费比重上升,李稻葵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发生在2007年。劳动收入比重上涨跟消费是一致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绝大部分的消费者收入来源是靠劳动。靠分红、利润赚钱的人是少数,而且这少部分人是老板或者政府,没有时间也不太可能扩大消费。

  再有一个证据证明劳动收入上升是因为劳动力市场逆转带来的。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开始同步。之前,农村收入基本赶不上城里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到2010年逆转过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城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

  李稻葵说,作为重要推论他认为,这一系列正向上去的发展趋势,都是市场经济激励带来的,而不是政府政策带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到这个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出现变化,开始发力了。所以要呵护这么一个趋势。

  十年内还有7%到8%的增长潜力

  李稻葵的第二个观点,是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

  他介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下台阶,也应该下台阶,未来10年要降到6%以下。有一个说法,消费、投资、出口、生产这多驾马车要同步降温,多只靴子都要落地。现在增长速度降了,但是生产能力的靴子还没有落地,所以增长速度还在下降。

  李稻葵表示,自己的观点与主流观点不同。首先他认为,中国经济中短期,也就是从现在到未来5、6年,制约中国经济的因素是在需求一侧。当前基本上国内每一个产业都产能过剩,重化工不说,手机、汽车这样的消费品也都是产能过剩的,所以劳动力的增长放缓不是制约中国经济中短期放缓的因素,中短期谈劳动力为时过早了。

  第二条更重要。不能只看劳动力的人数,还要看劳动力的素质。论劳动力的素质,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最高的,有一大批初中或者是高中毕业的蓝领工人,不出国没有感觉。讲到这里,李稻葵说了一个例子。印度文盲率是30%,妇女文盲率60%,非常高。而且印度的文盲定义跟中国不一样,不能签出自己的名字才叫文盲。他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一下飞机遇到一个东北人,说是来修路的。李稻葵就问,为什么把中国工人搞到印度去修路,明明印度工人工资更低。他说印度工人虽然工资低,但是工作两小时就要休息两小时,中国工人一口气干6小时,周末还干,效率高。

  关于人均GDP,李稻葵认为不能简单算一个绝对值就下定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更多地取决于这个经济体与领先国家的差距,中国经济追的是移动的靶子。美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大国的领跑者,人均GDP大约5万美元。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标杆,它的商业模式,它的技术,都是我们在不断学习的对象。要谈差距,现在中国跟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11000美元不是拐点,等中国和美国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那时候恐怕才是拐点。

  李稻葵认为,要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必须考虑几个因素。第一,与前沿国家人均GDP的差距。按购买力平价算,2014年中国是美国的19%,要比较东亚国家和其他赶超国家人均GDP是美国19%时候的状况,而不是简单按照11000美元计算。第二,要考虑人口与制度的禀赋。国与国不一样,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素质决定这个国家未来长期增长的潜力。中国人口素质比较高,宏观经济管理比较谨慎,长期属于顺差,财政基本上有盈余,储蓄率比较高,人口注重教育,同时开放度比较高,这样的经济体是具有赶超能力的。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三个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美国19%水平之后的下个5年,都明显超过了7%。再通过和拉丁美洲国家比较,即使是最悲观的情况,2050年中国也应该达到美国的40%。不管怎么讲,从2015年开始,到2022年本届领导人任期结束,还是能够达到7%到8%的增长速度。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充满信心。

  房地产、国际形势、缺少激励是三个不利的短期因素

  李稻葵说,如果大家认同我的观点的话,大家就要问,为什么现在的增长速度下滑?我们的解释是,这个增速下滑不是潜力在下滑,不是说我们汽车跑在高速公路上,马达不行,而是出现顶风、逆风或者路面情况不好,是周期性因素,是短期因素。有三个短期因素出了问题。

  第一个因素,房地产。房地产市场过去几年太火了,提前把房子卖了。现在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是35平方米,89.9%的家庭至少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很多老百姓不买房子了。结果地产的投资增长速度去年降到10.5%,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是15%,房地产拖了后腿。一般房地产增长速度超过平均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去年拖后腿,我相信今年还会出后腿,尽管今年有救市政策。房子卖多了,这几年要消化。

  跟房地产逆相关的是理财股票。为什么?很简单,现在投资理财增值保值的兴奋点已经不是买房子了,是理财、股市。理财产品4%以上的回报太厉害了,你可以买各种宝,24小时可以跑,流动性多好。如果你手里有个几百万人民币,可以买信托,7%的回报。买房子多费劲,排队、看房子、找律师,还要装修、出租、房地产登记,处级干部以上还要申报。我看房地产明年6月份以前很难翻身,这个需要时间。

  第二个因素,国际形势。现在除了美国、英国之外,全球经济都在下滑。而且这几年出现一个事情,是多年以来没有发生的。过去两年,全球出口增长速度少有的低于整个GDP的增长速度。这对中国很不利。

  第三个因素,现在缺少正面激励。很多的地方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发力,因此不愿意发力,怕发错力出现腐败和违规。据了解,国务院很着急,希望提前把政府工作报告承诺的大型投资项目赶快启动,赶紧兑现,但是地方政府接不下来,他们不知道怎么配套。从前地方政府是搞配套的。今天跟水利配套搞水利,明天跟铁道总公司配套,钱东挪西挪,现在不敢了,所以现在就出问题了。还有,现在鼓励地方政府发债,但是地方政府不知道怎么发债,问题很严重。

  基础设施、产能更新与消费是三个新增长点

  他表示,中国经济有增长潜力,现在周期性的减速,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看中国经济未来5、6年或者10年,到底哪些方面是新增长点。这个事情看清以后,再来讲现在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他认为,至少有三个新增长点。

  第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去年有机会跟总理座谈,他专门讲这个事。中国老百姓,至少城里的老百姓缺的是公共设施。举一个例子,北京市居民家庭平均的电视机尺寸比伦敦的要大,家用电器的水平比伦敦的要好,住房面积也不比伦敦的差,家里的整洁程度肯定比美国、英国都要好,装修也很漂亮,差的就是出门环境。出门空气污染还堵车,一刮风下雨路上就有大麻烦。出了北京市,一地震就需要捐赠,不是说不应该捐赠,而是说很多地方的设施不行,稍微有一点地震,房子就垮了。所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够。

  用数字说话,中国每百人移动电话88部,美国是93部,但是每百人宽带的拥有量,中国只有13个人用宽带,美日欧是33个,这是数量级的差距。这里面,宽带是公共产品,手机是私人产品。再根据IMF的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仅仅是西欧的38%,北美地区的23%,日本、韩国的18%。根据这个数字做一个测算,假如中国花20年时间把人均基础设施量赶上西欧,未来5年,平均每年可以拉动GDP增长1.5%;如果想赶上北美水平,增长还能更高一点,达到3.1%;想赶上日韩,每年可以拉动增长3.9%。

  第二个增长点,产能更新。北京的大气污染主要是周边重化工业带来的。在北京周边,存在3亿吨的钢铁产能,解决策略只能是给政策搞置换,把破钢铁厂炸掉,引导投资去建世界上最先进沿海钢铁厂。在德国鲁尔工业区,那里在莱茵河之畔炼钢,水是零排放,自我循环,降尘量是城里正常降尘量的一半,各种空气指标比城里搞得还好。中国经济并不差钱,如果1年转1亿吨的生产能力,按曹妃甸的投资规模至少要80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这是今年高铁的开工量。这是还只是转移1亿吨,现在是10亿吨的生产能力,至少可以搞5年把一半转移出来。

  第三,消费。消费占GDP的比重现在开始往上走了,再过4、5年应该能够达到50%左右,那时候消费就会成为增长的动力。

  推动三个增长点政府要做三件事

  这三个产业怎么营造?李稻葵认为,政府应该干三件事。

  第一件事,投融资体制要改革,这是当务之急。当下基础设施建设的的确确是一个增长点,但问题是,中国还没有找到一条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融资方式。国内应该学习世界银行的基本办法,成立一系列长期投资建设基金。这个基金首先由政府拿一笔钱做担保,向市场发长期债,这样债务利率就能下来。然后到各个地方评估,哪个项目好就给哪个项目投,不让地方政府自己说了算。而且这种长期债务要公开,要让资本市场投资者不断监督这些投资基金的运行。

  第二,正向激励。反腐很重要,但是除了对地方官员讲八项规定之外,还要谁干得好就奖励谁。政府不要认为提拔干部就是激励,组织行为学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概率太小,所以激励太小。

  第三,环保升级。要给环境保护部更多的职责抓违规,把违规的产业干掉。同时要给环保部一点自己的基金,用来给环保部认为靠谱的项目补贴。如果只抓违规,环保部就变成了高级城管,环保可能永远搞不好。但是如果把环保跟发展放在一起,就厉害了。换言之,环保部不仅要有牙齿,还要有钱包。

  Q&A

  问与答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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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您刚才讲几个增长点主要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更新方面。我想问一下,在服务行业的供给扩大方面有什么增长点吗?

  李稻葵:毫无疑问,中国有很多供给方面的缺口,尤其是在一些重点的服务行业,包括打车。但是,我觉得这些不足以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奔跑呼号了很多年要打破垄断的一些产业,包括出租车行业,终于迎来了互联网的春天,互联网成为打破垄断的利器。很多利益集团挡也挡不住,出租车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互联网为什么厉害,这是人民战争,互联网人人都有观点,人人都可以用滴滴打车,人民战争挡不住,非常好。但是从增长上来讲,短期还靠不上。

  问:现在股市非常火,很多同学把下半年的学费都用来炒股了,感觉就像是把他们应该消费的钱转到投资上,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好不好?

  李稻葵:股市上涨对消费是不是有负面影响,股市跌了是不是很多学生吃不上饭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一般来讲有这样一个规律,在股市上涨的过程中,短期消费是下降的,很多人不买汽车了,不买大件了,不买电冰箱和沙发,去投资了,这是短期的。但是很快,不出半年、一年,股市一稳定下来,消费就会上去了。

  如果股市上去之后就稳定了,很多人就开始往外跑了,这是财富效应;如果跌的话,可能会影响消费。总的来讲,股市上升的过程对消费是有负面影响的,如果股市上升之后稳住的话对消费有正面影响,如果股市上去又下来对消费有负面影响。市值绝对值对消费是有影响的,有研究表明是这样。

  问:在老龄化的挑战之下,您对中国将来的经济形势还有同样的看法吗?

  李稻葵: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不远的将来人口绝对数下降,确实是中国经济存在的风险。原因是生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了。尤其是经济越发展,妇女生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在中国社会,生一个孩子,一般的妇女要耽误一年甚至一年半的时间,职业生涯会中断,可能永远产生一些影响。华人社会里面,香港和新加坡生育率非常低,香港女士第一次结婚的年龄平均是29到30岁,非常晚。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再能干,也不能替新加坡女士生孩子,各种招都使出来了,没用。新加坡人口之所以还能增长,是从我们这儿移民过去了。

  所以,必须马上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委员会应该变成鼓励生育委员会。因为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你无法逆转了。而且人口的生育一波接一波,这一波生长了,那一波已经少了,有长期滞后的影响。

  我为什么没有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原因是当我们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两件事,不能光看年龄增长。

  一看人均GDP,当人均GDP比较低的时候,很多人愿意工作,60岁的时候还愿意工作。举一个例子。今天在法国、意大利,60出头就可以退休了,而且很多人不愿意干活了,期待退休。在中国,如果我们给60岁的劳动力工作,推迟退休,退休金还可以增加,一定有人愿意做。我的意思是说,当人口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人口老龄化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第二个因素要考虑健康。今天60岁的男士或者女士,我相信比他们父亲母亲50岁的时候健康情况还要好。中国对健康的关注是非常高的。我们很重要的思维,就是延长我们的寿命。为什么中国人口多,是因为我们中医搞得好,每个村中都有一个郎中,老百姓也注重养生。

  这两个因素告诉我们,人口老龄化远不会像很多人描述的那样,对中国经济增长有那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应该及早放开生育,鼓励生育。

(责任编辑: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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