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有关于出租车行业的新闻尤其是叫停专车服务、出租车司机群体性事件正不断成为大众舆论的焦点。在限号政策正在成为许多城市的新常态后，如何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有效管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的出租行业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特权经营模式是否应该改变的问题。在改革初期，我国的出租车行业基本上是开放性的，个体经营者只要经过管理部门的审核或是挂靠在集体企业名下，就可以从事这一行业。一些地方为了鼓励出租车行业的发展还提供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如减免审核费用、免费无限期的拍照、甚至对车辆型号也可以有一定的灵活。这一政策在推动了出租车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出租车数量过度膨胀、出租车管理失控等严重弊端，因此在1998年建设部和公安部联合下达了《城市出租车汽车管理办法》对出租车总量进行控制，由此我国出租车行业实际上进入了全面管制阶段。在2000年以后各地政府为了便于监管等原因，通过兼并、重组推行了大公司化来“做大做强出租车行业，”让我国的出租车市场迅速成为实质上的寡头垄断市场，而在2004年之后，这种大公司化的经营模式又以特许经营的模式被确立下来。
在实践中我国出租车行业的特许经营模式往往具体表现为3种模式，即：以上海为代表的公司买车上牌雇佣司机的公司直营模式；以北京为代表的公司买车上牌承包给司机的“份儿钱”模式；以一些地方二三线城市为代表的司机买车公司上牌的挂靠模式。这3种模式存在虽然都是垄断的经营形态，但是在社会观感上，却存在较大差异。在上海模式下，主要由公司承担经营风险，司机的收入比较稳定，公司提供生产工具、管理服务获取利润比较容易得到公众认同。而在“份儿钱”模式与“挂靠模式”下，公司旱涝保收，司机承担经营风险，公司甚至因此被一些群众视为靠着特权敛财的吸血鬼。尤其是当黑车泛滥、交通拥堵、搜客成本上升导致司机生存状况严重恶化时，公司照收“份儿钱”与“挂靠费”不仅会激发一些出租车司机恶群体性事件而且也甚至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义愤。坦率而言，如果特许经营模式难以在一时间得到转变，“份儿钱模式”与“挂靠模式”也应该尽快转型为公司直营模式。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出租车服务是具有公共交通的性质，而且在安全保障上有其特殊性，因此以个体经营为主的出租车行业模式可能更适合熟人环境的小城市或农村地区，而并不见得适合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在独立车主与出租车公司混合执业的纽约，实际上主要承担出租车业务的也是大型公司。在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特许经营模式的确有利于对车辆、车况的控制、对司机的规范化管理，对交通事故的追责。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优点实际上是以市场供给不足为代价获得的，并且在城市快速膨胀的中国，这种供给不足的矛盾还在被现实不断地放大。
因此在不贸然大改当前的特许经营模式下，如何引入资源、提升竞争，增加有效的公共运输供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相比于对特许经营制度的整体批判，我们应该更关注一系列更为具体的操作性问题，比如出租车总量到底应是多少？每年是否可以一定增长的比例？应该有多少家出租车公司相互竞争？出租车司机的工资是否应该有最低限制？此外，如何盘活私家车的多余运力？是否可以允许部分品行良好的市民在特定路线、特定区域、特定时间段内从事兼职？
第二是出租车司机权益如何保障的问题？在执法力量有限，黑车难以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承包制更可能显著恶化司机群体的生存状况。现在的情况是，司机觉得苦，公司不愿亏，要不就是对消费者涨价，要不就是司机罢运。为了缓解这种亟待解决的矛盾，雇佣制或是有最低收入保障的承包制将是最具有操作性的政策选择。如果有出租车公司由于失去了寄生优势而面临经营困难，那么政府可以通过谈判赎回拍照重新发标。与此同时，有关管理部门应该切实组织出租车司机群体与公司进行劳资谈判，而一些基本的条件可以在特许经营权招标的过程当中就予以保障。
第三是出租车营运模式的问题？出租车营运可以分为在街道随机扬手召唤的“扬招”、在固定区域等候召唤的“站招”以及通过电话、微信等远程方式进行召唤的“电招”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在寻客成本上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它会刺激司机的机会主义态度，从而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最典型的是，随着“电召”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扬召”的难度已经显著增大。一些地方之所以禁止“专车”，恐怕也多是出于这样的苦衷。然而如果考虑到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这种以一刀切的管控来让现实生活停下脚步以适应落后的管理方式的方法，不仅让那些本可以通过电招来节约寻客成本的司机增加运营成本，而且也让那些迫切需要“电招”的真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导致黑车泛滥。事实上，“扬招”适合人口密集的城中区域，“站招”适合特定时间的特定区域，“电招”适合特定时间、特殊状况与偏远区域。以一些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这三种方式可以在时间、区域中进行区分，而且也可以在出租车类别中进行区分。
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而言，中心城区的扬召、区域中心的站招与偏远地方的电招，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电召”的安全性问题扬召也同样会碰到，真正解决的问题的有效方式是推进出租车司机的信息审查制度，甚至可以考虑仅对通过信息与安全审查的司机开放“电召”业务。
其实相比于很多领域，在出租车管理制度方面，中央对于地方的放权还是比较充分的，我们的一些管理部门应该有充分的勇气去尝试改革。关键在于，我们的管理部门能不能真的像李克强总理呼吁的那样，去相信市场竞争、相信技术进步，而不是为了管理的便捷去一禁了之。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