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部分死刑罪名不是盲目跟风，而是在综合各项价值衡量的基础上，以最低成本追求社会治理最大效益
日前，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进一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拟取消集资诈骗、走私武器、弹药、组织卖淫、强迫卖淫等9个适用死刑的罪名，引起舆论普遍关注。（10月27日新华社报道）
死刑存废在中国是个很容易“上火”的争议性问题。1997年刑法大范围修订，一共确立了68个死刑罪名。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这次的修正案若顺利通过，我国刑法上将只有46个适用死刑的罪名。可以看出，中国近些年取消死刑罪名的幅度不算小，进一步体现了“少杀”“慎杀”的精神。
从世界范围看，那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大多只是将死刑适用于极其严重的少数犯罪，限制乃至废除死刑是一种总体的趋势。中国取消部分死刑罪名，不是盲目跟风，也不是单纯为体现法治文明，而是在综合各项价值衡量的基础上，以最低的成本追求社会治理的最大效益。逐步减少死刑适用，有助于引导民众树立现代化的法治文明观。
无论是对犯罪治理的需要，还是老百姓的观念，都在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刑法制度。不过，我们毕竟生存在一个现实的社会里，在对待死刑的问题上，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从这两次取消或拟取消的死刑罪名看，大多是罪不至死的犯罪，或是运用范围极其有限的犯罪，继续保留死刑对于犯罪预防的效用不大，或是采取其他替代性刑罚也能够有效治理。例如，对腐败领域的犯罪，就没有取消死刑的打算。
不难看出，在有限取消死刑的立法行动中，依然保留了死刑威慑力的考量，而这背后则是强大的民意支撑。在中国，大多数民众心里依然将死刑视为震慑犯罪的必要机制。对他们而言，考虑的不是法治的文明与否，而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心理诉求，以及预防犯罪的现实需要。
事实上，对死刑的保留与否，既不能完全抱着对法治文明价值的理想化追求，也不能完全陷入治理的现实主义窠臼。它需要在不同的社会治理领域，综合考虑遏制犯罪与法治文明的价值平衡，同时还要兼顾死刑本身的成本与效益。而在取消部分死刑罪名的中间道路上，法律的修改就体现出了仰望法治文明星空的价值追求，同时也立足于国情民情和治理犯罪的需要，于平衡中求进步。
这种妥协式的进步，我以为也是针对社会上对待死刑的观念差异，去努力消除隔阂、凝聚共识，追求一种“立足现实而又超然现实”的目标。因此，每一次取消死刑罪名，亦可视为普及、传播先进法治文明观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