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偷团伙专门行窃官员的住宅和办公室。驻马店市现辖9县3区，王胜利团伙至少盗窃过其中5个县的多名县处级官员。该盗窃团伙被抓获后，却因为警方和被偷窃官员各有“软肋”，官员不敢报案，警察瓜分赃物，令简单的盗窃案衍生出一系列的生态链。（9月11日《新京报》）
正常心理，财物被窃，必定选择报案。选择装聋作哑，刻意隐瞒，甚至利用权力之手干预司法，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己不干净，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再一个是“仔花爷钱不心疼”，不是自己的，偷了无所谓。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撇清自己，逃避责任。小偷之所以偷官屡试不爽，正是抓牢了官员的心理。
从法律角度看，这起看似普通的盗窃案里，不仅可能藏匿着官员“财产来源不明”等腐败案，而且还涉嫌存在妨碍司法办案等滥权行为，而司法部门在权力干预之下私下瓜分财物，既是权力分肥，更有涉嫌包庇罪犯的渎职成分，说是与小偷同类、共犯并不为过。因此，对这起案中案，理应顺藤摸瓜，条分缕析，查个水落石出，各自领罪。这无需赘言。
笔者更关心的，还是“小偷偷出贪官”这一早已审丑疲劳的不是新闻的新闻本身。虽然这世道小偷“反腐”或者二奶“反水”之类事件层出不穷，但这总归只是小概率事件。真正在“水下”潜伏的“待偷”官员，不知还有多少。正如本案，如果小偷不是偶尔栽了，这样的官员必然沉在水下，继续以一个清官好官的面目，招摇过市，欺骗公众，没有人会去主动打捞。这里呈现出的是反腐形式与反腐效率之间的辩证关系。
纵观我国目前的反腐路径，主要还是以民间反腐、运动反腐为主，这种模式虽然有效，但总归是治标之举，虽能为治本积累经验、赢取时间，但事实反复证明，这样的模式，仅仅是个过渡，烈度再大，也难逃最终走向死胡同的宿命。换言之，反腐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必然要依靠早已取得公认的制度反腐。去年中纪委五次全会提出，要建立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监督、预防和惩治等四个方面制度建设。这既表明了中央制度反腐的信心和决心，更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但人们对制度反腐的模样依然模糊不清。每一次大获全胜的小偷，常常会被称为“反腐英雄”，这种变态的心理快感，恰恰是被偷贪官对社会的一次次伤害的结果，让政府公信力被一次次无情蚕食。
屡屡出现的官员被偷不敢报案，其实是可以和最近那位主动“求人肉”、甘做体制内“叛徒”的检察官何文凯并列的。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样本案例，其实都道出了同一个问题：如何找到预防腐败制度的“纲”。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就是“纲”。纲举而目张，“小偷反腐”生态链必会土崩瓦解。“小偷屡屡偷出贪官”再次昭示我们，列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时间表，已是如此之迫切。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