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8月10日彼岸书店《甲午海战》读书分享会上，陈悦作为《甲午海战》一书的作者，从细节入手 ，反思甲午战争战败的教训。以下是陈悦观点：
进入农历甲午年，我收到的短信里面都是“又见甲午”，或者说中日要再打一次。进入农历年之后都在这么讲，马上甲午已经过了一大半，没打很多人也觉得很遗憾。中日之间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有两次战争，两次战争现在都逐步离真相越来越远，离想象越来越近。
有一个最极端的理论，日本为什么走向军国主义，就因为甲午战争打胜了，如果不胜日本就不会走向军国主义，这个逻辑关系是非常强大的。日本如果在甲午战争当中被中国打败，日本在20世纪可能真的不会走向军国主义，因为完全被中国给摁死、控制住了。
但是历史没有这么走，历史走到今天、走到这么一种状态，中日两次战争，其实按理说对中国和对日本来讲都是有结论的。甲午战争中国打败了，中国确确实实是打败，但是中国的面子还是保留的。因为1895年条约不是投降的条约，1895年的条约叫《中日讲和条约》，仍然保留了大清帝国的面子，并没有完全把脸面丢光。抗日战争对中国来讲值得反思，明明白白是中国在国际大背景下、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全面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但是今天和日本打交道的时候，中国一直没找不到战胜国的感觉，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问题就使得中日之间的一些问题越扯越复杂，搞不清楚。最典型的，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一个是教科书问题，一个是历史问题，后来增加了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现在又增加一个解除集体自卫权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中国一定要慢慢寻找战胜国的感觉。70年过去了，有些东西是战胜国应该主动去释放的，能不能够让日本成为一个常态国家，中国就应该拿出战胜国的一种感觉来，不能够去把积怨越积越深。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现在上下就弄得很悲情，好像是日本的侵略。落后就要挨打，这在甲午战争时一点点都不成立,因为不是中国落后日本来打，恰恰是因为中国经过洋务运动三十多年的发展，是中国的强大，中国认为可以去较量。为什么1894年能够打起来呢？当然原因非常复杂，有中国内政的原因，有国际格局的变化，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经过三十多年洋务运动，使当时相当一部分清流完全高估自己，当然这里面的很多细节都值得追究。
甲午战争最终所需要的还是一种外交活动。甲午战争命名为战争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真正打的时间，前后拖了几个月的时间，黄海海战打了几个小时，丰岛海战也是几个小时，等到日军登陆作战之后山东和辽宁打得时间比较长一些，这算是战争。其实甲午战争完全是靠国际斡旋，靠外交的，外交活动远远大于在战场上的军事冲突。总体上，外交在这场战争上的功能还是非常大的。
中国为什么在两国宣战之前，一直没有很好的去调动军力？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很大，但是中国并没有把兵力压上去。问题在于，当时的领导人李鸿章也好，朝廷也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国际调解的，李鸿章把宝压在俄国人、英国人和各个大国的博弈上。在面对要处理东学党引发的中日军队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李鸿章的重要指向仍然希望能够通过国际力量的斡旋解决问题。但是日本做了很多工作，不许别国介入，这个时候就把中国逼到一种非打不可的境地。
1894年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关口——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这个故事过去被完全妖魔化了，认为北洋海军的拨款款都去修园子，给慈禧太后过生日去了。这种看法，其实这并没有理解当时家天下背景下这种活动的意义。为什么国家把慈禧太后过生日作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1888年慈禧太后就要求退位，但是光绪皇帝的爹醇亲王和其他朝中资臣，包括翁同龢，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都不愿意让慈禧太后退位，慈禧太后怎么能够退位呢，掌权的人怎么能退位呢。翁同龢的日记记录了1888年慈禧太后怎么要求退位，以及最后没有同意她退位的史实。没有同意就要寻找下一个交接的点，下一个交接点在那儿呢？唯一能够寻找的交接点就是太后60岁生日。因为太后60岁的时候，皇帝就是24岁，经过几年的实践也应该能够独立掌握国家的政权，而且大婚了。这给当时中国的政治带来很恶劣的影响，形成了后来讲的帝党和后党。为什么会出现帝党和后党？因为在中国的王朝政治背景下，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国家是不能有两个皇帝同时存在的。慈禧太后这个时候，由于特殊原因使得交班没有交上来，就导致一个很复杂的结果，——两个政治中心同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小皇帝这边也许不是刻意的要拉拢一批人，但是自然就有一批政治边缘人，要去投靠小皇帝。
康有为就是这样。光绪皇帝是1888年亲政，康有为第一封上皇帝书就是1888年。为什么他上皇帝书？1888年康有为真的有维新有变法的思想吗，不可能的，1888年是中国经济最好的时期，是北洋海军成军的时候，也是慈禧太后准备可以高高兴兴退位的时候，这时候不需要维新变法。而且维新思想到了甲午战争和甲午战争之后才发生，后来康有为上皇帝第一书就是维新思想，这是他用后来的感觉讲当时的历史。为什么他要上书呢？因为中国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的，新皇帝继位了，可以凭借这个特别的机会给皇帝提一个意见，如果皇上看到了，安排一个官职，也省得再接着考了，因为那时候康有为正好是到北京来考试没考上，就顺手写的一个上皇帝书。
也就是说，并不是新皇帝要去拉一个帝党，而是有一波人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就往皇帝身边去聚集，这样在皇帝身边就形成了一个小的政治集团，有了这个小的政治集团就先有了帝党。原来跟着皇太后那边的老人不愿意这么干，已经跟着慈禧太后几十年了，老一代的政治家不能因为小皇帝现在上来，就马上转身投靠小皇帝，要继续跟着太后混。帝党和后党这种格局，使1894年的决策过程更加复杂化。
清政府在处理外交、内政问题是一锅煮的，没有把内政和外交进行职业化的区隔。外交问题就是外交问题，外交问题有一个系统专门去处理外交问题；内政问题给皇太后过生日就是过生日，结果内政问题和外交问题搅起来。甲午战争在6月份朝鲜问题时就复杂化了，但是从翁同龢的日记里面来看，很多前方的奏折根本没办法报上去，因为朝廷忙着给慈禧太后过生日，往上报就是添堵，这样就导致中国的决策会出现问题。
这场战争如今已经过去120年了，当年甲午战争打完之后，其实中国人很长时间都不愿意过分去探究细节，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人、中国政治精英更多的是丢掉过去往前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一个星期，朝廷就征求意见，往下怎么办，维新怎么走。几个月之后，中国完全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搞维新、学日本。12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虽然中国被打败了，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