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报道称，麦当劳首席执行官DonThompson（唐·汤普森）22日在该公司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将不再使用上海福喜食品公司的原料。唐·汤普森还表示，麦当劳被上海福喜食品公司的质检报告骗了。路透社报道分析认为，麦当劳通过第三方审查机构检查供应商的产品，上海福喜公司此前很可能顺利通过了第三方审查。目前麦当劳还没有披露上次审查福喜公司的时间以及负责审查福喜公司的第三方审查机构的名称。（7月23日人民网）
上海福喜公司向多家品牌连锁快餐机构供应过期肉事件曝光后，国内舆论令人惊异的滑入了一场无稽至极的争论。不少人指称上海福喜公司及其客户麦当劳、肯德基等，是到了中国才变坏的，并设法将此事件与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中国社会和商业环境缺乏诚信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在锁定问题的“中国责任说”的同时，还专门要求其他人不能以上海福喜、麦当劳、肯德基等企业为外资企业为由，发表民族主义言论。而另一些人则举出涉事多家外企平时大打食品安全牌的“虚伪”证据，批评涉事企业意图大事化小，逃避赔偿责任。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确实存在较多问题，从部委到各级地方，监管框架反反复复拆分整合，成效却并不能令人满意，还经常曝出主管部门寻租腐败的丑闻。而我国社会和商业环境的诚信建设就目前而言，确实与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体有较大差距。归根结底，包括食品行业在内，在经济和社会诸多领域，政府、社会、市场的边界划分还不够合理，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仍待深入推进，有关部门需要从审批者、收费者、“傲慢的管理者”角色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监管者。
但上段提到的两大问题，与这起事件的联系并不紧密。或者说，政府和社会责任要排在次要的位置。多家外资品牌连锁快餐机构近年来在我国、其总部所在的美国，以及澳大利亚、欧洲一些国家都曾曝出过食品质量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出现在肯德基、麦当劳等企业热衷向公众展示的“干净的厨房”，而主要是食品原料问题。
实际上，这与麦当劳为代表的品牌连锁快餐机构的运营模式密不可分。新华网2008年11月25日的一则报道，介绍了麦当劳控制食品质量安全的几个的“秘诀”。这则报道称，麦当劳选择“行业专家”地位的供货商为主要原料供应商，会严格挑选供货商的产品质量控制、供应链管理等方面能力，还注重利益均沾，当食品原料涨价时，不会刻板的要求供货商按协议价供货，而会选择共渡难关、互惠互利。按照路透社的报道说法，麦当劳连检验原料的工作也交给了第三方审查机构。
概括起来，麦当劳等外资品牌连锁快餐机构注重对供货商的资格和能力审查，注重利益均沾，就因此认定供货商会严格按照标准供货，为减少成本，将检验原料的工作也外包出去。新华网的以上报道还援引过麦当劳公司创始人雷·克洛克的一番话，“好好与我们合作，不要作假，将来你们就会有很多生意可做，我们不会只因为一两分钱，便轻易撤换供应商的”。这番饱含人情味的话语令人感动，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没有与确定收益、风险收益匹配的约束下，供应商完全可能犯下市场主体都会犯下的错误，即为了短期的风险收益，铤而走险。
除此之外，麦当劳等企业对于供应商的二次、多次外包所带来的原料供应质量可靠性问题，也显得估计不足。麦当劳为了减少成本，可以把原料采购到检验的环节都外包给供应商，供应商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分包呢？分包、外包的链条越长，标准就越难真正落实，就越可能出现难以第一时间察觉的道德风险。但对于消费者来说，根本就不清楚麦当劳等品牌形象良好的外资连锁餐厅，原料很可能经过的多重转包环节，以及因此增加的质量风险。
麦当劳首席执行官唐·汤普森说被上海福喜公司骗了。这个表态其实是无关痛痒的，因为并不涉及在美国等国家同类事件必然引发的集体诉讼，也不必付出巨额索赔。希望这件事能够让获得了中国大量消费者非同寻常热爱的麦当劳们，至少要将原料检验的外包工作收回企业本部，让类似的原料质量丑闻就此绝迹。
我们这里再来说一下政府责任。这起事件中最应引起反思检讨的政府责任，不是事发后有关方面为什么不向快餐企业开出罚单，而是许多地方政府、许多主管部门对大企业、外资企业的监管模式，实际上与麦当劳对供应商的约束控制模式是一回事：首先，只注重资格和能力审查；其次，让监管对象事实上享受免检待遇，形同放任自流（规模越大、品牌越知名的企业，特别是知名跨国公司越可能享受这样的超国民待遇）；第三，质量检验形同虚设。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