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取消限购的预期不应滋长

　　今年5月以来，广州增城、从化两地陆续低调松绑限价，现本地户口可买三套，但房款须一次付清。外地户口买一套房不需缴税金社保，也可一次付清买第二套房。目前两种方案均已经可操作。截至目前，已经有30个左右的城市明里暗里取消限购，其中不乏武汉、成都等省会城市。（7月23日《东方早报》）

　　准确地说，取消限购、救市等说法过于笼统。其中一些措施，比如对首套房购房者降低购房门槛，取消不合理的限购措施，其实是对行政性调控的纠偏。但整体而言，全面的取消限购等救市措施和中央的调控政策相违背。而一些城市的做法，确实有这样的迹象和趋势。

　　近几年来的行政调控手段确实有很多问题，新一届政府一年多以来的施政行为表明，房地产调控去行政化的预期越来越强烈。但此前房价大幅上涨的因素非常复杂，既有货币原因，也土地垄断之弊，还有户籍制度、收入分配、保障房不给力等原因。迄今为止，这些问题无一得到解决，如果全面救市、放松调控，特别是彻底放开限购、无禁忌地鼓励购房等，恐怕并不合适。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房地产调控，包括限购措施，完全由所谓的市场来决定房价走势，如今的房价可能会更高。当然，理论上说，商品房价格应更多由市场说了算没错，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还远谈不上“市场”。特别是土地供给完全被政府垄断，土地财政被绑架深重，地方债务压力很多大，这样的实际情形之下，如果不限购，意味着该市场的没市场，不该市场的过度市场，倒霉的只会是普通购房者。

　　最理想的结果是，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各界对此期盼备至。但按照经济学家赵晓的观点，这至少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建立完备的地方税体系，让地方财政收入更多地依赖于存量房产而不是增量房产；二是给地方财政预算施加民主监督的硬约束，抑制地方财政支出的无限制膨胀；三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减少贫富差距；四是尽快建立完善的房产税差别化征收体系，保障合理性住房需求的同时，给投资性和投机性购房者施加“惩罚性”成本，目前上海和重庆试点的“象征性”房产税政策肯定不行；五是构建商品房、限价房、廉租房、公租房等多层次的住房体系，该市场化的要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千万不能市场化；六是重建土地制度，打破政府一手垄断土地的市场格局。

　　显然，以上六点，我们无一条可以立即实现，甚至很多还完全没有影子。在此情形下，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完全放松调控，特别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完全放开限购，实际是走上了过去的老路，对债务深重、被土地财政绑架的地方政府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诚然，行政调控措施终究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但不该是当下。

　　纵观各地取消限购等救市政策，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在上一轮调控中就有一些城市使用过，譬如重庆，包括后来不少城市。后果正如我们看到的。如不加以禁止，必然给市场传递错误信号，那些目前观望中的城市也会加入救市的行列。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冲破调控，必将进一步倒逼中央政府放松调控。应该说取消不合理的限购政策，让刚需者有权买房当然是应该的。但在未对房地产调控形成长效机制，相应配套改革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彻底取消限购，绝不是有益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好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