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歌被撵，并不意外

　　四川有个叫庞传兴的大叔，最近火了两把，一把火在莫斯科的红场，一把火在伦敦的白金汉宫。6月14日，他在俄罗斯红场“高歌一曲”，引来身边不少中国大妈为他伴舞，随后就有俄罗斯女警上前维持秩序，提醒他们“不要聚集、小声点”；7月16日，赶上白金汉宫“举行盛大活动，好像女王也来了”，这位四川大叔“忍不住开始唱歌，唱的是《我的太阳》，歌声很响亮，很远都能听到”，结果，“刚唱完一段，就来了很多英国警察，气势汹汹的”，要收摄像机，不让录视频……这位四川大叔觉得委屈：“唱歌被撵，我很意外。”他还在微博里写道：“犯得着动用皇家警察来对付我这个‘文弱书生’吗？传说英国很绅士，这点肚量怎比得上俄罗斯？”（7月21日《华西都市报》）

　　敢在红场和白金汉宫放歌，还能是“文弱书生”吗？自我定位就有问题。俄罗斯的女警只是提醒，英格兰的男警上来撵了，如果这就能反衬出俄罗斯女警有“肚量”；那么，下一回如果在巴黎或者纽约放歌，被警察摁倒在地了，是否又能反衬出英格兰男警“很绅士”了呢？作一个简单推想，如果这位四川大叔在天安门广场放歌，特别在赶在天安门广场有“盛大活动”，特别是“好像”类似“女王”的国家领导人也来了，特别是“歌声很响亮，很远都能听到”，你知道北京的警察会如何处置吗？这也太拿人家的莫斯科、伦敦不当首都了，太拿莫斯科的女警和伦敦的男警不当一回事了。不考虑时间和地点是否合适，唱歌被撵，并不意外。

　　其实，能让庞传兴大叔感到“意外”，主要是他的“意”本身有问题。他虽然是个有钱周游列国，有才情唱帕瓦罗蒂，有余力进四川大学念EMBA，还能“来英国学习”的人，是阔人，还貌似读书人，但却不是一个懂道理的人，否则，就不会进行如下的辩解：“中国人喜欢热闹，外国人喜欢安静，我们出国是该尊重别人的习惯，但作为东道主的他们，是不是也能理解一下、包容一下，就像他们来中国，我们会要求他们完全按照中国习惯来吗？”他认准的是这样的“意”，难怪感到“意外”。

　　在他眼里，安静和热闹居然是一个层面的选择。他居然不懂：“喜欢安静”的人不会影响“喜欢热闹”的人，而“喜欢热闹”的人则会影响到“喜欢安静”的人。“安静”可以作为一天24小时的常态，但“热闹”不行；“安静”可以作为环境良好的标志，但“热闹”不行；“安静”可以作为邻里普适的相处原则，但“热闹”则不行。外国人到了中国，不会因为“喜欢安静”而招谁惹谁；但像庞传兴这样的中国人到了外国，则会因为“喜欢热闹”而招惹警察。如果不讲道理，庞传兴们可能会感到委屈；如果要讲道理，无疑就是这样的道理。

　　探究一下，我们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喜欢热闹”？原因可能在于我们长期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地广人稀，并不畏惧“热闹”。在《弟子规》《朱子家训》里，都没有叮嘱人“安静”的教训，反而要求“将上堂，声必扬”，到了人家的堂屋，嗓门大一点才对。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只能奉行“喜欢安静”的公德，噪音都有了分贝的限制，广场舞受到“扰民”的指斥，也就是这个道理。2013年6月底，一支华人大妈舞蹈队在纽约一个公园进行腰鼓排练，引起周边居民的抗议，时间一长，终于有人报警，大妈们就被警察警告，领队还被铐呢。

　　明白了这些道理，庞传兴们就不必感到“意外”。只要避开大庭广众，在一个不惊扰他人的地方，怎么唱都行，肯定不会有警察来撵你；一旦进入公众领域，你就得遵守不扰人的公德。公域和私域必须有个清晰的边界。你不忧人，人不撵你，这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