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广东基本完成对“裸官”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工作，其中调整市厅级干部9名。广东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透露：“今后，对‘裸官’发现一起，处理一起。”毗邻港澳的东莞，被视为“裸官”问题相对突出的地方。在这次广东全省的专项治理中，该市共对127名干部任职岗位进行了调整，其中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108人，市直单位“一把手”5人，镇党委书记、镇长6人。（5月29日《人民日报》）
虽然祼官未必会出问题，然而相比于“非祼官”来说，其风险率无疑更高。从金融学来解释，裸官是风险对冲；从道德上讲，官员“祼奔”意味着价值的否定，其忠诚度自然大打折扣；从监管的层面来说，“祼官”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管控的难度。现实中，大量的贪官外逃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流失，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其有了“祼奔”的后路，而更加肆无忌惮。自然，裸官受到民众的斥责、受到制度的约束理所当然，唯有如此才能防微杜渐。
据报道，从1992年至2007年6月底，我国外逃省部级官员87人，正地厅级官员320人，副地厅级官员1920人，处级官员8250人，副处级官员11340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国（境）的资金达1万亿元以上。从世界范围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重视对“祼官”的管理，并出台一系列规定将其“纳入制度笼子”。比如2012年，俄议会杜马一审获通过的反腐败法修正案，就明确禁止公务员、国家官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资产。
“祼官”的危害有目共睹，用制度对其进行防范和约束也极为必要。虽然共识早已形成，制度推进也行于路上，但若以落实作为检验标准，规定却大多沦为“纸上风景”。早在2010年，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联合印发了《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指出要“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不过结果是“只见上文不见下文”。广东是最早付诸行动的地方之一，2012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印发《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并辅以“探索建立党员干部个人财产报告制度”，但从此次调整数百位职位来看，说明规定在实际中并未完全落实。
今年1月中央颁布的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不过任职后祼官的，或者已经任职的祼官，又将如何处理却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制度性的缺陷显然而易见，对“祼官”现象不能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而从《条例》颁布至今，鲜有地方掀起大面积的治理行动，其间不乏观望等待的利益考量，同时也有如何执行的标准顾虑。广东完成对“裸官”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工作，或许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广东此次的“裸官”治理行动，最大的亮点在于，用超前的举措树立了一个样本，为其他地方实行“祼官管理”提供了参照，也为全面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提供了现实依据。若以此为契机，开启全国性的“治祼”行动，对于推动官场治理和提升反腐效果，必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