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唱衰”中国经济

2014年03月31日 07:11   来源:中国青年报   潘璠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乃至国内再次出现了一些质疑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声音。有人也再次将这样的声音归结为“唱衰”。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结束时的记者见面会上也坦陈,“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偏悲观的报道我看到了,而且也注意了。”

  对于这种新的“唱衰”言论,国内一些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这是某些西方人士看不得中国的发展;有的认为这是国内地方政府、房地产商以此要挟以得到政策上的松绑;也有一些人士据理力争,讲述中国经济如何“风景这边独好”;还有人强调,尽管各经济体的高速增长都仅出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但中国可以、也必须长期保持7%以上的增速。

  笔者以为,对于这些质疑的声音,我们尽可以理性和平常心对之。发出唱衰之声者,或有“别有用心”者,或有“杞人忧天”者,但至少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提出各种质疑和担心,或许还是基于事出有因的现象与变化。因在何处?一是中国经济自2012年以来确实出现了增速下降的局面;二是债务负担状况日益加剧。去年二季度,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36个地方政府(包括15个省、3个直辖市本级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城市本级、3个市辖区)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抽查的结果,这些地区债务余额年均增长6.47%;其债务总量占当年全国GDP总量的7%,超过西北5省区经济总量的总和。旧债未了又添新债,也难免使人对发展前景不敢乐观。

  凡此种种,尽管事出有因,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种悲观的预期或唱衰的论调是符合实际的。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现状及未来发展,需要全面而客观的观察和分析。

  首先,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较高速度增长后,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是规律使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钱颖一教授,曾经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的人均GDP指数。结果4条曲线各有一段高度重合,只是不同曲线代表的时间段不同而已。由此证明了特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实属规律使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值也越来越大。比如,2013年GDP增速为7.7%,净增量剔除价格因素后却多增了约3000亿元。而2009年经济增速为9.2%,就增速而言,2013年明显低于2009年;但就净增量而言,2013年却大大高于2009年。如果维持不变的增长速度,所要求的增量将越来越大,增长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为了保速度,就难免忽视结构调整,就难免要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

  其次,中国经济平稳发展,且协调性有所提高。2013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5%,货运量增长9.9%,主要实物量指标与GDP7.7%、全部工业增加值7.6%的增速之间,在幅度特别是走势上,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匹配性。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8.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5%,增幅与往年相比并没有明显降低,且依然处于较高的位势。其他主要标志性数据也不乏亮点:第三产业比重首超第二产业,达到46.1%,正在接近“十二五”规划47%的目标值;进出口总额突破4万亿美元,达到41600亿美元;城镇新增就业人员达1310万人,创历史新高;铁路、高速公路运营里程均超过10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1.1万公里,已居世界首位。此外,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尽管依然缓慢,但总的形势是向好而非向坏。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特殊的原因,中国经济指标以月度或季度来看难免或高或低,但方向上不应该衰落或恶化。

  有两个问题要正确把握

  尽管我们对大势应该保持信心,但如果辩证来看,且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要求考虑,却有两个问题需要正确把握:一是如何认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如何把握当前乃至未来的发展速度。

  两个问题高度相关,紧密相连。一些官员和学者强调,经济增速不能再降,认为7%就是底线,否则会严重影响就业、财政和居民收入。但恰恰是这样的认识和指导思想,导致我们在总量越来越大,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量越来越大,增长难度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为了保速度,不得不坚持刺激政策,一再扩大投资规模,迟滞了结构调整的步伐,也难以对资源环境进行有效地保护和治理。于是,便导致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以下愈加严重的问题:一是粗放生产经营导致的产能过剩,有生产规模,但没有带来经济效益;二是政府和企业债务增加导致的潜在金融风险,一些欠债者根本无力偿还;三是牺牲资源环境带来的生态危机,对环境的治理已非短期、局部可以见效;四是楼市价格与价值的长期背离。虽然居民收入增加,但购房能力却越来越差。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也必然使我们“保增长”的质量要打一些折扣。

  走笔至此,不得不说的是,首先,就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来说,按照核算的原理,如果总产出是100,中间投入是80,增加值就只有20。但如果提高效益、减少中间消耗,总产出90,中间投入只有60,增加值就是30。虽然30是20的1.5倍,但这样的速度并不会带来就业的增加。而2013年经济增速为近年最低,但安置城镇就业却为历史之最,也表明两者间并没有线性关系。其次,就经济增长和财政及居民收入的关系来看,一些人士仅看到GDP的蛋糕做大了,政府、企业、个人的收入也就水涨船高了。但他们或许仅看到了增量,而忽视了存量。比如把一座刚建好的楼房推倒重建,增量倒是不少,但存量却增加有限。而为了维持高速度,政府不得不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增加了收入又去搞重复投资;居民虽然增加了收入,但收入水平却与房价水平越差越大,包括购房在内的实际购买力是降低的,这样的速度还不如不要。相反,如果容忍速度低一些、再低一些,同时积极调整和优化结构,实现提质、增效、升级,改变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使房价向着与价值相符的方向回归,虽然因速度减慢也带来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增幅的降低,但这种良性的发展模式会使政府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使居民的购房能力得到提升,其实际效果远胜于不择手段维持下来的高速度。

  由此得出结论,我们理性看待那些唱衰和悲观的言论,既要客观分析判断经济发展的大势,从现象中得出合乎规律的结论,从而坚定未来向好的信心;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及现实和潜在的风险;更要适应经济规律的要求和作用,坚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适度降低对速度的要求和预期,下决心调整结构、保护环境、提高效益,使中国经济在发展的第二季有一个质的提升。

(责任编辑: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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