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乃至国内再次出现了一些质疑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声音。有人也再次将这样的声音归结为“唱衰”。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结束时的记者见面会上也坦陈，“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偏悲观的报道我看到了，而且也注意了。”
对于这种新的“唱衰”言论，国内一些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这是某些西方人士看不得中国的发展；有的认为这是国内地方政府、房地产商以此要挟以得到政策上的松绑；也有一些人士据理力争，讲述中国经济如何“风景这边独好”；还有人强调，尽管各经济体的高速增长都仅出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但中国可以、也必须长期保持7%以上的增速。
笔者以为，对于这些质疑的声音，我们尽可以理性和平常心对之。发出唱衰之声者，或有“别有用心”者，或有“杞人忧天”者，但至少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提出各种质疑和担心，或许还是基于事出有因的现象与变化。因在何处？一是中国经济自2012年以来确实出现了增速下降的局面；二是债务负担状况日益加剧。去年二季度，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36个地方政府（包括15个省、3个直辖市本级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城市本级、3个市辖区）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抽查的结果，这些地区债务余额年均增长6.47%；其债务总量占当年全国GDP总量的7%，超过西北5省区经济总量的总和。旧债未了又添新债，也难免使人对发展前景不敢乐观。
凡此种种，尽管事出有因，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种悲观的预期或唱衰的论调是符合实际的。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现状及未来发展，需要全面而客观的观察和分析。
首先，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较高速度增长后，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是规律使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钱颖一教授，曾经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的人均GDP指数。结果4条曲线各有一段高度重合，只是不同曲线代表的时间段不同而已。由此证明了特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实属规律使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值也越来越大。比如，2013年GDP增速为7.7%，净增量剔除价格因素后却多增了约3000亿元。而2009年经济增速为9.2%，就增速而言，2013年明显低于2009年；但就净增量而言，2013年却大大高于2009年。如果维持不变的增长速度，所要求的增量将越来越大，增长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为了保速度，就难免忽视结构调整，就难免要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
其次，中国经济平稳发展，且协调性有所提高。2013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5%，货运量增长9.9%，主要实物量指标与GDP7.7%、全部工业增加值7.6%的增速之间，在幅度特别是走势上，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匹配性。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8.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5%，增幅与往年相比并没有明显降低，且依然处于较高的位势。其他主要标志性数据也不乏亮点：第三产业比重首超第二产业，达到46.1%，正在接近“十二五”规划47%的目标值；进出口总额突破4万亿美元，达到41600亿美元；城镇新增就业人员达1310万人，创历史新高；铁路、高速公路运营里程均超过10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1.1万公里，已居世界首位。此外，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尽管依然缓慢，但总的形势是向好而非向坏。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特殊的原因，中国经济指标以月度或季度来看难免或高或低，但方向上不应该衰落或恶化。
有两个问题要正确把握
尽管我们对大势应该保持信心，但如果辩证来看，且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要求考虑，却有两个问题需要正确把握：一是如何认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如何把握当前乃至未来的发展速度。
两个问题高度相关，紧密相连。一些官员和学者强调，经济增速不能再降，认为7%就是底线，否则会严重影响就业、财政和居民收入。但恰恰是这样的认识和指导思想，导致我们在总量越来越大，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量越来越大，增长难度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为了保速度，不得不坚持刺激政策，一再扩大投资规模，迟滞了结构调整的步伐，也难以对资源环境进行有效地保护和治理。于是，便导致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以下愈加严重的问题：一是粗放生产经营导致的产能过剩，有生产规模，但没有带来经济效益；二是政府和企业债务增加导致的潜在金融风险，一些欠债者根本无力偿还；三是牺牲资源环境带来的生态危机，对环境的治理已非短期、局部可以见效；四是楼市价格与价值的长期背离。虽然居民收入增加，但购房能力却越来越差。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也必然使我们“保增长”的质量要打一些折扣。
走笔至此，不得不说的是，首先，就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来说，按照核算的原理，如果总产出是100，中间投入是80，增加值就只有20。但如果提高效益、减少中间消耗，总产出90，中间投入只有60，增加值就是30。虽然30是20的1.5倍，但这样的速度并不会带来就业的增加。而2013年经济增速为近年最低，但安置城镇就业却为历史之最，也表明两者间并没有线性关系。其次，就经济增长和财政及居民收入的关系来看，一些人士仅看到GDP的蛋糕做大了，政府、企业、个人的收入也就水涨船高了。但他们或许仅看到了增量，而忽视了存量。比如把一座刚建好的楼房推倒重建，增量倒是不少，但存量却增加有限。而为了维持高速度，政府不得不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增加了收入又去搞重复投资；居民虽然增加了收入，但收入水平却与房价水平越差越大，包括购房在内的实际购买力是降低的，这样的速度还不如不要。相反，如果容忍速度低一些、再低一些，同时积极调整和优化结构，实现提质、增效、升级，改变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使房价向着与价值相符的方向回归，虽然因速度减慢也带来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增幅的降低，但这种良性的发展模式会使政府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使居民的购房能力得到提升，其实际效果远胜于不择手段维持下来的高速度。
由此得出结论，我们理性看待那些唱衰和悲观的言论，既要客观分析判断经济发展的大势,从现象中得出合乎规律的结论，从而坚定未来向好的信心；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及现实和潜在的风险；更要适应经济规律的要求和作用，坚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适度降低对速度的要求和预期，下决心调整结构、保护环境、提高效益，使中国经济在发展的第二季有一个质的提升。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