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就商务部起草的《沐浴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该办法拟规定，沐浴场所应在显著位置设立禁止性病、艾滋病患者入浴的警示标志。该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公共浴所对艾滋病人说不有没有必要，也引发了业内人士和社会公众的争议。（10月14日《北京晨报》）
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当然不能歧视艾滋病患者，这是众人皆懂的道理。但如果能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就不能说普通浴客的担心有多么虚伪矫情。因为事实上，艾滋病患者一旦进入浴室，风险便随之产生。
显然，艾滋病患者进入浴室等场所，跟广州艾滋患者可以从教有所不同，因为都是赤条相见，“肌肤相亲”在所难免。而在浴室摔伤流血不说普遍也不少见。如此来说，通过伤口传染的几率必然大增。而且，进入洗浴场所的，可谓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我们当然不该恶意推定，但当今社会如此复杂，谁知道身染此类疾病的人进入这些场所的真实动机？虽然公众都知道艾滋传染的集中固有途径，但社会“恐艾症”却客观存在，并且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除。如果不顾及公众心理，甚至明知有风险而甘做鸵鸟，这就伤害了普通浴客的健康权知情权，而放任必然要影响到经营业绩，这对洗浴企业也不公平。
其实，在卫生部1999年出台的《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意见》中，对之也有明确要求。本次《办法》拟规定“公共浴室禁艾滋病患者入浴”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再具体再强化。何况，规定还只是“禁艾滋病患者入浴”，对感染者并未涉及。这显然是做了充分权衡的。质疑者无疑是从艾滋病患者的权利保证角度来解读《办法》的，但恰恰忽视了权利和自由从来都具有的相对性。在保障权利和保证他人健康安全之间，必须坚持优先确保后者原则。这和行车权和他人路权冲突时要优先保证后者一个道理。在笔者看来，某些特殊人群将权利有限让渡，根本与歧视无关，只关乎责任，这恰恰是一种损益互补。反而，如果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来保障另一部分的权利，就违背了权利与责任的对等性，犯了矫枉过正的病。
我们当然希望艾滋病人拥有健康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这也是大势所趋，但需循序渐进，尽快消除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心理，降低艾滋病的潜在风险。我们呼吁对这类病人理解宽容，但我们也希望患者能多站在他人安全需求和心理感受角度考虑，尊重社会，就是尊重自己。如果不能保证他们主动回避这类场所，那就该用法律手段，“次优选择”总比放任要好。但需要给他们一个交代，不妨先让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光明正大地跨进属于他们自己的锻炼和洗浴的场子，再一步一步回归社会大家庭的怀抱。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