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注目中结束了“政治会议季”。昨日,李克强总理以掷地有声之语,为新一届政府立下庄严的廉政承诺。对反腐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当前中国处于以治标赢得治本时间和空间的反腐败关键期,每个“践诺”行动会被过度解读关注,每次失信之举可能被极度放大。
首先,要通过建设“廉价政府”兑现廉政承诺。李总理为本届政府约法三章:一是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廉价政府”理念。政府硬件建设和软性支出的背后,是公共财政和预算民主监督的问题;公共职位增减的背后,是政府职能转变和选拔任用机制改革的问题。必须建立一个人员精简的、低行政成本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用尽可能少的行政成本,为公众提供最经济的公共服务。因为政府不廉价的背后,很可能负载了因利益输送、决策失范等造成的隐形成本和不廉洁风险。只有让各级政府成为人民“看得见的政府”,中央政府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才能打破政策约束力渐次衰减、执行力梯级衰退的“漏斗效应”,让政府在廉政承诺兑现中赢得公信力。
其次,不能把改革和反腐等同于“写制度”。经验表明,政府换届往往意味着创新潮和创制热的到来,各地各部门纷纷建章立制以便“给权力涂上防腐剂”。虽然改革没有制度万万不能,但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反腐靠的是制度质量而非制度数量。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不难建构出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反腐败制度体系。然而,写制度是一回事,用制度是另一回事。欧洲“马肉风波”中的制度失灵说明,再严密的市场规则和法制环境也难把逐利者变为圣徒。网络反腐空前热络的社会氛围中,需避免潮汐式的制度沉浮,摒除不计成本的“试错”情结,在严控制度弹性中培育制度理性。如过往治理公款吃喝问题,由于缺乏公共财政、信息公开、有效问责等制度支撑,潜规则对明规则的消解甚嚣尘上,曾陷入“几十个制度,管不住一张嘴”的“太囧”之境。而自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新规”,自上而下实施顶层治理,制度不繁效力不减,公务消费、公务接待之风焕然一新。
第三,既要着力治本,更要从严治标。在腐败易发多发期,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上世纪70年代,我国香港地区曾一度是贿赂公行、物欲横流的“贪腐之城”。在香港廉署成立后,先以重拳惩治警察腐败,由标及本,以点带面,历经廿载换来了全社会对腐败的零容忍,把香港打造成蜚声国际的“廉洁之都”。一言以敝,治得了标,治本才有盼头。抓住那些公权力大、公共利益大、公众关注度高的重点领域励精图治,方能以治标的决心和实效为治本赢得时空。更重要的是,在收入分配制度、权力制衡机制和民主监督效力尚有历史“欠账”的现实面前,切断那些靠非法手段先富快富者的“掠夺之手”,让大多数人分享“改革红利”,才是社会急需的对腐败的“断腕式”治理,也是让廉政建设得以真正施惠于民、取信于民的希望所在。▲(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周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