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揭出新的腐败官员成了时下中国媒体的最大热闹。一个官员受贿几千万甚至上亿，或者非法拥有几十套房子，超出了大多数正常人对“个人财富”的想象。他们要那么多钱和房子做什么用？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一个企业家、商人的财富量可以度量他的成功，也可以转化成他在社会上的“权力”。而官员积攒非法财富，对他的好处更多是虚幻的，除了能满足他的贪欲，真正为他埋下的是不知何时爆发的致命风险。
但现实是很多贪官在“前腐后继”，上述清晰的道理更像是唱高调，很难具有实际说服力。
根本原因是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被市场经济冲得七零八落，社会的价值困惑相当严重，应有的一些价值标尺或者变得很软弱，或者成了缺位的真空。与此同时货币标尺大行其道，它的统治地位在向很多本应拒绝它的领域蔓延。
贪官们也都是社会人，他们的拜金主义在社会上有着深厚背景，当对他们的权力制约稍有漏洞，或者他们有了法不责众的错觉，问题就一发而不可收。
反贪腐既要依靠制度的强硬，也必须是对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新整理和构建。它还应是在此基础上对官员合法利益的认真安排，也是社会围绕廉政建立一些关键共识的过程。否则的话，反腐败只能是一场“运动”，抓出一批贪官，社会出一出气。
我们或许要承认社会价值体系混乱的严重性，了解让官员们单独成为扭转它的决定性力量并不现实。客观的判断或许是，官员们的廉政需要从坚决惩治贪腐这一头，和为他们提供与市场经济环境大体相符的合法利益的另一头共同下劲，形成合力。
社会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并不容易，原因是从社会的哪个位置上，如今看金钱的态度都很难做到真正豁达。无论是“收入差距合理论”，还是平均主义理想，根子都是不愿对社会发展规律做理性分析，而把本阶层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官员的合法利益途径似乎只有一级一级升官，而到了一定位置升不上去者在每一个层级都是大多数。什么是升不上去人的骄傲，如何让他们最终带着这种骄傲离开公职，这也是价值建设需要破解的问题之一。
这种骄傲肯定不能是现金，但它也不能是虚的，它应是社会对官员所做贡献的真实尊重。这种尊重对应什么样的实际内容，应与全社会的价值体系相符。如果社会只认钱，这事情就糟了。社会必须有其他可以同金钱“等价”或“几乎等价”的东西。
其实美国差不多就是“只认钱”，所以官员和挣大钱的社会位置搞“旋转门”，高官卸职后能用各种方式把名望彻底兑换成现金。中国显然不能这么做，但又不能仅凭道德说教在市场经济时代试图感化官员。因此我们必须在价值体系的构建中积累创新和突破。
任何官员非法敛财最终都只能是死路，因为中国的廉政建设已是大势所趋，社会对腐败官员的“秋后算账”能力将无穷无尽。但如果不在全社会价值建设上走出一条新路，以为重典就能压出、吓唬出官员们的普遍廉政，这也将是社会建设的死胡同。
各国的现实证明，廉政是比发展经济更难的社会工程，因为它既是制度建设，同时它也是构建人心，是与人的天性做斗争。今天的中国事实上在拉开这一宏大事业的序幕。▲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