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曹再发因在家乡发生拆迁问题，扬言要在广州制造校园血案的事情，总算没出什么大的乱子，以曹再发自首而告终。这件事情持续时间也就半天多一点，但却是在中国现实语境中信息传播与信息控制的典型案例，值得去解剖与深思。
与以往很多空穴来风的传言不同，这次的信息源头来自政府部门———教育部门。但教育部门采用的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即内部通知的方式予以半公开。因而信息的公开过程跟过往那些真假难辨的传闻没什么两样，由内部人士泄露，通过QQ群、微博、短信等方式疯传。说实话，我最初看到这一消息的时候，也是将信将疑。直到后来看到几大媒体官方微博确认，才意识到这事是真的，也意识到了一点危险性，提高了一点警惕性。随后在接小孩的时候，还特意看了看幼儿园门口有没有停着湘A车牌的车。
对于教育部门的做法，有警方人士认为“很不得当”，此举已经引发了社会恐慌，这件事极有可能是当事人自己在制造话题，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发对其遭遇的关注。而公众方面，对教育部门多持认同的态度。
或许警方更多考虑的是进行信息控制，以防社会恐慌，降低社会成本的问题。而公众则更多的是知情权以及相关自我保护的诉求。双方的初衷均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在当前语境中，警方的做法可能更多地有与信息公开的大趋势相违背的嫌疑。
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成本不能孤零零地来考虑，而是要与行事所要达到的目标进行对比。如斯，才能判定，成本高不高，值得不值得。因此，对于警方，以及其他一些公权力部门处理此类信息方面的权力，公众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使得公安等部门在法定的权限内能够进行合理的利弊权衡，进而进行适度的信息控制，减少社会恐慌，降低社会成本。
但就这件事情而言，与成本在天平另一端权衡的，是对年轻的生命可能造成的侵害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防御和制止。显然，从各国通行的价值与惯例来看，对于生命的保护，是必须最大限度地付出成本的。比如十多年前，欧洲各国为了防止疯牛病传播，对成年肉牛进行了大规模的宰杀与掩埋，而人感染该病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疯牛病患者，迄今也不过数十例。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此举付出的成本过高，甚至可以说纯属多余。但因为要保护人类的健康与生命，欧洲各国进行了空前的信息公开，并不得不对牛群采取了“大规模杀伤性行动”。而在我国，抗击非典、H5N1流感病毒的过程中，也实行了类似的“得不偿失”的举措。
因此，我不反对警方对于某些传言、某些事件，进行信息控制，降低社会成本，但生命的价值委实太宝贵了，因此仍然需要最大限度地公开。这样做，即便社会会出现或大或小的恐慌，付出或大或小的成本，但如果能够有效地避免伤害的发生，终究还是值得的。
另外，我还想强调几个问题，其一，社会成本不等于经济成本，信息的传播可能会对生产造成影响，从而造成经济损失，但如果避免了伤害发生，其实也是在降低社会成本。其二，为了保护生命而付出的成本，包括信息公开，也不能像我们经常听到的“不惜一切代价”，其底线就是不能以付出另外一些生命为代价。其三，信息控制不仅包括“公开与不公开”的命题，也包括“什么时候公开”、“如何更好地公开”等技术性的问题，这既需要警方的进一步研究，也需要公众的理解。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