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社会”的概念。2011年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曾表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10月30日《新京报》）
“幸福”之所以成为今年的一个热词，倒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审视自身状态，更不是由于幸福感的突然增加，而是由官方话语体系所强力推动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效应。与央视“逼问”下的个体回答相比，政府对幸福概念的推行显然更值得关注——幸福的测量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单纯的GDP比较已经过时，不仅不同地区进行比较的意义有限，而且带血的、黑色的GDP显然也不是人们想要的。经济发展是为了人们更好地生活，而不是付出牺牲幸福的代价而换来一时的华丽数据。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正本清源的结果一定会带来反思与变革，进而使绿色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发展的主题。
然而，共识的积累却未必能够带来根本的改变，可量化、可考核的政绩是挡在前面的最大一块石头。因此，“幸福社会”概念的提出，也必须是可量化、可考核的，如此才能激发起官员的积极性，而不至使“幸福”成为一句应景的口号，让人们又一次“被幸福”。
个体幸福是很难量化的，但社会幸福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却是可以测量的。一个社会的幸福，主要是体现在民生上，当地的环境污染情况怎样，房价收入比如何，公共交通是否便捷舒适，教育医疗教育资源分配如何，等等。又因“不患寡而患不均”，有关公平与尊严的内容也尤为重要，如灰色交易是否泛滥，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程度怎样，强拆事件是否屡禁不止，社会治安情况如何等等，均与当地百姓的幸福感息息相关。这些都是可以测量的，既可以用PM2.5指数来测量天气，也可以看看公园和公厕有多少，残疾人的盲道和无障碍设施是否被占用，评判的标准简单而清晰。可悲的是，往往这些内容都被排除在政绩考核之外，甚至可能因为在这方面着墨过多而影响光鲜的经济数据，远没有签几个大项目和盖几座大楼来得快速和轻松。
宏观层面的幸福，意味着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更意味着个体尊严得到保障，公平正义得以彰显。无疑，这些都是隐形的政绩，但只要幸福概念的提出不是空谈，能够对官员进行隐性政绩的显性化考核，相信通过与过去的纵向比较，一定可以将“幸福社会”的概念落到实处。
个体的幸福是抽象的，社会和城市的幸福却是可以测量的，也只有那些真正追求百姓幸福感提升的城市，才会在新一轮的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吸引更多的人才来此安家落户。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