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

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专家谈
2009年12月21日 06:21   来源:人民日报   王一鸣
    主要观点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愈益成为一项紧迫任务;我国经济发展内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对经济结构调整提出了新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重点。当前,应针对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在需求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进一步加大调整力度。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作出了新部署,并要求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是中央统筹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大局,着眼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面胜利、长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作出的战略选择。

    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经济结构调整提出紧迫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和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出了紧迫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对我国经济形成巨大冲击,从表层看是由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所致,从深层看则是依靠投资和出口、依靠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的结果。结构性矛盾,在需求结构上表现为内需与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在供给结构上表现为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巨大的结构调整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进一步凸显了这些结构性矛盾,使经济结构调整变得更为紧迫。

    全球经济失衡的再平衡使外部需求收缩幅度加大,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任务更加紧迫。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接近极限而出现的一次强制性调整,势必引发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调整过程。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和降低消费率,将使国际进口市场出现萎缩,我国稳定出口的难度明显加大。从发展前景看,世界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曲折、复杂的过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我国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这不仅对当前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具有现实紧迫性,而且对后危机时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战略意义。

    国际绿色能源发展浪潮使科技领域竞争日趋激烈,我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任务更加紧迫。历史经验表明,依靠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和形成新的增长模式,是摆脱危机的根本途径。当前,发达国家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在率先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和发展知识经济后又掀起了发展绿色能源科技与低碳经济的浪潮。我国在信息技术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又将面临绿色能源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又将面临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新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赢得先机。

    发达国家发展模式调整和“再工业化”使我国产业发展面临新挑战,我国加快产业升级换代的任务更加紧迫。国际金融危机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反思和调整过去那种过度“虚拟化”的发展模式,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传统工业部门,而是通过政府扶持和技术创新,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复兴。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传统产业技术进步,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调整中拓展我国产业发展空间,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我国经济发展内部条件的变化对经济结构调整提出紧迫要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发展水平上,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部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新的更紧迫要求。

    产能过剩矛盾加剧,迫切要求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近年来,在市场需求驱动和政府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产业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张,新增大量产能,而国际金融危机使一些产业产能过剩矛盾明显加剧。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推进产业发展从规模扩张为主向质量提升为主转变,加快运用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兼并重组和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研发、设计、标准、营销、供应链、品牌培育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生产要素成本趋于上升,迫切要求提升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随着工业化加速发展和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以及能源资源和生产要素供需形势变化,原先支撑经济较快增长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继续停留于传统比较优势,主要依靠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竞争、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面越来越难以为继。新形势下,必须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立足自主创新,努力掌握一批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

    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迫切要求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随着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加快发展,近年来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迅猛增长,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攀高。随着节能减排压力增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将更趋强化,迫切要求降低能耗和排放强度,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和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迫切要求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发生明显变化,老龄人口比重将迅速上升。这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工资水平上升压力加大。为此,必须加强和改善国民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劳动、知识、技能相结合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

    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经济结构调整既要着眼于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为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经济结构调整的明显进展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为重点,推进需求结构调整。调整需求结构的重点是调整内需和外需结构,最根本的在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过去几年,我国投资率持续升高,消费率持续下降,目前我国消费率在相同发展水平国家中属最低之列。有研究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将提高1.5—2.7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率,不仅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启动消费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提高居民收入、加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也是我国消费率持续降低、投资率持续升高的症结所在。今后一个时期,要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支出力度,拓宽社保资金筹集渠道,切实降低个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负担比例,提高居民可用于当期消费的收入总量。

    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要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突破口,通过生产性服务向制造业渗透,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同时,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竞争格局变化的新形势,着力培育新能源、半导体照明、激光显示、现代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开发人力资源为重点,推进要素投入结构调整。进一步落实鼓励和支持创新的财税政策和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从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战略重点,把优先发展教育和培训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根本途径,把提高国民素质放在战略优先地位,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高度系统设计和有效推进教育改革,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以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户籍限制,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进一步优化发展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加快培育一批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吸纳人口较多的新兴城市群。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为重点,推进区域结构调整。统筹安排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目标和发展重点,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围绕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等关键领域,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积极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加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帮扶和支援,进一步健全长效帮扶机制。

    以构建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为重点,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一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提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水平。二是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范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促进财政体制更加公开透明。加强金融监管体制建设,改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和服务。三是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四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垄断性企业经营利润和国有股权转让收入上缴比例,上缴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投入;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五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六是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形成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体制机制,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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