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颍川郭氏，是有名的律学世家，汉章帝时官至廷尉（中央司法审判长官）的郭躬就来自这一家族。郭躬受父亲教导，自幼明习律法，后来被召入公府，做了郡吏。《后汉书·郭陈列传》记载，有兄弟两人共同杀人，汉明帝认为兄长未能好好管教其弟，故应判兄死罪，而弟可以免死。但中常侍孙章宣诏时口误，说兄弟二人均应处死。尚书认为孙章“矫制”（假传圣旨），主张将其腰斩。明帝就此征询郭躬的意见，郭躬认为只应对孙章处以罚金。明帝不解，郭躬解释道：法律上区分故意和过失犯罪，孙章误传君命，并非有心，而是失误，属于过失犯罪，应当从轻处理。郭躬还劝谏明帝：“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明帝深感信服。
自《秦律》到《大清律例》，为便于理解和适用，历代律文都追求言简意赅。然而文字越简，则内涵愈丰，歧义也由此滋生，这是语言学上的悖论，也是立法技术面对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法律解释应运而生。商代的巫师就具有对法律的特殊解释权，先秦法家主张“为法令置官吏”，法律解释由国家垄断。秦朝的“法令一统”统一了法律规范，而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更加强了对法律统一适用的追求。为了给吏民提供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的统一标准，秦汉以降，法律解释日益受到重视，律学就在这种背景下兴起，在官府和民间蓬勃发展。就私家注律而言，西汉出现了“引经注律”，东汉律学世家蓬勃兴起，律学学术经宋、明时期不断发展，到清代臻于鼎盛。律学传承历千年而不坠，名家辈出，群星灿烂，郭躬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总的来看，私家注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多为群体呈现。像郭躬这样的律学家，东汉时期还有很多。他们各自聚徒传授，世守其业，律学几乎成为了家学。郭躬和马融各有门徒数百人，郑玄有门徒上千人。宋明清三代私家注律更是不胜枚举，硕果累累。私家注律群体大致由官吏、儒士和刑名幕友（刑名师爷）三部分人组成。特别是刑名幕友，彼此多有血缘、姻亲关系或师生、同乡之谊，形成了一个个颇具认同感的共同体。
二是既为国家所允许，又为国家所严控。国家之所以允许私家注律，主要是因为法律越立越多，前后抵牾之处屡出，而官方无力亦无暇招架。私家注律在统一政权已经巩固的前提下得以存在，其运行也受国家控制，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实际需要，不可借题发挥。这既体现了封建统治者少有的“自信”，也反映了统治者的某种无奈。我国古代律学长期关注具体章句、特定术语等具体问题，始终没能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法理学”，也没能重现先秦法家的风采，与这种状况密切相关。
三是私家注律成果一旦被朝廷认可，可以转化为法律渊源。私家注律的成果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往往具有参考价值，从而对立法和司法实践往往产生影响。而东汉郑玄的章句注律、明代王肯堂的《律例笺释》、清代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等，或直接得到朝廷认可，或被立法修法所吸收，从而具有了法律效力。
准确、统一的法律解释关乎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而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又关系到国家的成败兴衰。从秦朝国家垄断法律解释权到东汉私家注律蓬勃兴起，从先秦邓析被杀到清朝沈之奇著作成为法源，冰冷、简约律文背后的暖意和丰姿明白可见，刚性的“法令一统”内含的制度韧性和活力更加凸显，中华法制文明在艰难中前行和开拓的历程也愈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