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中国是一个国土面积广袤的大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区域发展、要素流动和产业分工，有其内在客观运行规律，要认清并利用这些规律性特征和趋势，及时调整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和政策，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让不同地区充分彰显优势，实现协调联动发展。这既是发挥我国空间纵深发展潜力的需要，更是落实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理念的要求。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是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载体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不断重塑着中国的经济地理。最突出的特征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载体。这与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遍地开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相比，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空间经济发展图景。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大城市和城市群驱动下的三大城市连绵体——北部的京津冀，东部的长三角，南部的粤港澳大湾区，全国最顶尖的科技创新、研发人才、金融资本等各类“好东西”几乎都在这三个区域。而中西部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人口规模大的省会城市，也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轨道，不断逆袭并带动了所在省份的快速崛起。武汉之于湖北，成都之于四川，郑州之于河南，长沙之于湖南，西安之于陕西，合肥之于安徽，都强烈地呈现出拉动和辐射作用。

　　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大城市化和城市群化的演进趋势，也从实践上印证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科学性。为什么我国区域经济在当前阶段表现出这样的特征？一个基本的逻辑是：人随产业走，因为产业带来就业，而大多数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都具有空间集聚的内在特征——因为你在这里，你们在这里，所以我也要在这里，因为这里的配套更完善，综合成本更低廉，获取要素更便捷，客户沟通更高效……虽然土地成本会提高，“拥挤”效应在加剧，但“在一起”的收益依然大于“分开”的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初期，产业体系尚不完善，这种空间集聚红利还不那么明显；当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对上下游供应链和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多样化需求不断提升，加之我国行政资源也基本集中在大城市，人口和产业向大城市和城市群集聚，就成为一种必然。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

　　协调不是相等，平衡发展不是区域间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速和人均GDP“齐步走”。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继续做大做强做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让不同区域差异化优势更加彰显，避免产业项目“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的平均化倾向。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在流动和集聚中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尽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使产业和人口集聚的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

　　为了提高要素流动和产业集聚的质量和效率，要在体制上和政策上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机制，清除各类区域壁垒。通过更高行政层级的规划设计，逐步实现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层面的联通、贯通和融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高质量的一体化。不断提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力，通过城市建成区的拓展以及大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合作体制创新，使中心城市单核心突进向中心城市大都市圈转型。与此同时，要增强主体功能区的特殊保障功能，以适宜的考核体系、明确的底线思维和最严格的制度，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

　　在发展中营造平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产业和人口空间集聚带来了人均产出的差异，并由此可能导致人均公共服务支出的不平等。协调发展，往往更多体现在生态效益和社会公平方面，产出和税收虽然很大比重是在大城市和城市群，但要素、资源、生态、粮食、安全来自全国。生产是集中的，因为要提升效率；生活是趋同的，因为要促进公平。城乡间、区域间民生要共同改善，一个都不能少，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看，国家要保障所有地区的民生底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流动的中国，充满了发展的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它正在流动中走向繁荣；而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的中国，保障了这种活力和动力的可持续性，不会因为流动而失重失衡。

　　（作者许德友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