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丽频是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株潭镇后槎村村民，2015年与另一村村民结婚，婚后户籍一直未迁出。在2018年的新一轮耕地调整中，当地村委会小组以“不符合传统分地传统、习俗”为由，未分配给曾丽频耕地。曾丽频陆续到村、镇反映无果后，将村委会起诉至法院，宜春中院和宜春袁州区法院均以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为由驳回了其请求。（8月18日 澎湃新闻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集体土地的价值不断攀升，耕地承包权变得越来越重要，围绕集体土地承包权的纠纷与争议，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有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6年，全国法院一审判决书中涉及土地纠纷的案件有7692例，其中因土地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有2879例，占比37%，其中判为故意伤害罪的最多，有2202例，故意杀人罪有60例。这其中很多案例，跟女子嫁出去后被取消耕地承包权如出一辙。

　　有纠纷和矛盾并不可怕，问题在于解决的途径是否畅通。法治社会有健全的法制体系和路径作为保障，比如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不过，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理解的误差，把土地承包权纠纷作为居民自治的内容，按照居民自治的管理办法来进行解决，法院也通常将其按民事诉讼来处理，而将诉讼人拒之于外，直接堵死了解决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导致了矛盾进一步升级，甚至引发了血案。

　　土地承包权代表着生存权，在“耕者有其地”的传统观念下，农民对土地承包权有着天然的依附性和安全感。为保障承包者的基本权利，国家明确了土地承包权不得随意收回的原则，其中《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第三十五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

　　由此不难看出，土地承包权受到严格的法律保障，非法定程序不应被剥夺，法院以民事行为而拒绝立案的做法，不符合基本的法治原则，也无助于权利的伸张和矛盾的解决。分田地是集体组织行为，也要经过集体讨论等居民自治的形式，但形式不能取代内容并改变其性质，更不能成为剥夺或者无视权利的理由。什么人具有耕地的承包权，在什么情况下其承包权才会发生改变，这些都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撑，违反程序要件和法律规定的行为，都应当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是法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责任。

　　而从一些地方的实践来看，诉诸法律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并发挥了兜底功能，比如阳曲县人民法院自2009年至2014年上半年共受理各类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有关的案件共计29件，接待来访群众200余人次，转行政机关协调处理30余件，主要为承包土地的使用、收益、流转、收回及承包合同的履行等事项发生的争议。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标准问题，一是该类案件属于法院受理的范畴，而不必经过政府裁定的环节，增加承包人维权的成本和难度；二是承包权的获得或者调整，应当以实际获取作为唯一标准，如果外嫁女在嫁入地没有承包到土地，那么嫁出地就应当保留其承包权，保证及实际承包利益不受侵害。

　　看似简单的承包纠纷，向村镇反映没有结果，诉诸法院又不被受理，意味着维权陷入了死胡同。若路径没有被打通，维权者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则会采取过激行为，引发潜在的社会风险。分田资格获得，应让法律战胜习俗，这不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法治社会的题中之意。在以人为本的当下，此问题亟待高度重视并给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