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任仲夷出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1979年，当其他地方还处于谈“富”色变状态的时候，任仲夷在辽宁全省开展了一场“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随后，辽宁省委做出了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指示，并要求各职能部门为农民致富解决实际问题。当时辽宁省委的目的很明确：不仅允许老百姓富，而且还要鼓励他们千方百计地致富。
随着农村抓富、城市抓活等一系列政策的推进，到1980年初，辽宁城乡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地方的农民开始富裕起来，出现了如营口市郊黄旗大队这样的“百万庄”(大队公共积累一百五十万元)，良种标兵刘万生等典型集体和个人。就这样，在辽宁任职的几年时间里，任仲夷与同事们一同创造了全国舆论看《辽宁日报》，农村抓富看辽宁的动人景象。
主政广东之后，任仲夷继续大力落实党的富民政策，迅速打开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任仲夷坚持认为，只有农民富了，社会才能稳定，城市才能繁荣，其他改革才可能全面实施。因此，任仲夷在广东上任伊始，就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亲自抓推广农业专业户经验的活动，通过召开全省专业户表彰会，营造敢富、会富的社会环境。随着鱼、苹果等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的开放，部分专业户率先富裕起来，“万元户”一时成了当时议论的热点，很多人把它看作是一种“资本主义倾向”，认为是产生“两极分化”的温床。针对这样的质疑，任仲夷明确指出“靠劳动致富是件大好事”，与资本主义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取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致富的方式是不同的，提出“‘万元户’不算富,富了还要富”的口号。这句话给刚刚走上致富道路的专业户们吃了“定心丸”，鼓舞了他们的致富热情。
任仲夷的富民思想来源于他对“国强与民富”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他经常在干部群众中阐述“国强与民富”的辩证法，指出民富则国强，要国强，首先要民富。他曾说：“只有国家和个人都富裕起来，才是真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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