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孙吴地区基层社会女性的地位问题，因为史料匮乏，研究成果并不多见。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街出土了大量的三国吴简。公布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叁］、［肆］、［柒］、［捌］（该书序号及引文中的空格、□等均按照原格式予以保留）中有多种关于女性的记录，为研究孙吴基层社会女性的地位提供了契机。
男女性别与家内位次
吴简中家庭结构多样，在家庭简中，妻都位于丈夫之后，性别似乎影响着家内的位次关系。不过，同等身份之间并没有男前女后的原则，女性位于男性之前的例子在简中也很常见。如：“邯子女陵年五岁 陵弟仕伍长年三岁”（贰·1844）。“乐安里户人襄□年廿一 女弟纯年十 纯男弟虞四岁”（柒·203）。“户下婢吏（？）年六十 户下奴鼠年卌八肿足”（柒·3037）。此3简中女性的“子女”“女弟”“婢”都位于男性的“弟”“男弟”“奴”之前。可见他们的位次关系不是由性别而是由年龄长幼决定。这符合“同身份成员间的长幼次序原则”（拙文《吴简所见孙吴家庭结构的建构原则》，《简帛研究2015（春夏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孙吴地区基层社会家庭内男女位次关系复杂，家庭建构时自有其原则，但性别不是决定因素。
姓氏记载与女性地位
吴简家庭简中多省略户主之外家庭成员的姓氏，以“亲属称谓词+名”的格式来称谓。不过也有少数时候登录了姓氏。登录家庭成员姓氏的情况中男性居多，女性不过数例，如“典女弟郭勉年十三踵两足”（柒·6153），“从女弟陈叱年卌六筭一”（捌·1731）。家庭简中女性成员不记姓氏可能是当时通例。对于绝大多数女性家庭成员而言，“丈夫名+妻+名”或“亲属称谓词+名”是她们户籍登录的通常格式。
此外，土地簿中也存在不记女性姓氏甚至不载女性名字的简例，如“士黄男妻酉波田长廿三步”（叁·2988），“士彭苌妻田二亩合□□”（贰·6238）。叁·2988中“酉”为女性，只记有名而未记其姓；贰·6238中女性姓、名全无记录。这些土地簿强调“士”的身份而省略了“士”之妻的姓甚至名，可能与士的田地享有优待有关。《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嘉禾吏民田家莂》规定士的熟田“依书不收钱布”，即其熟田不收租税。彭卫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中，女子结婚、成为他人妻子后她的姓往往被取消，代之以“某某（丈夫名）妻”来称谓；或以“妻子姓名=丈夫之姓+妻子原名（或其他称呼）”的格式来称谓。这样的称谓带有歧视女性的性质（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吴简中女性不载姓氏特别是田地簿中姓、名都不见记载的现象，从中可以推知孙吴基层社会中女性的地位。那些参与政治经济活动、记有姓名的女性，则应该都是家庭的户主，当时可能女子在成为户主后才有使用姓氏的权力。
婚姻关系中的女性地位
如前所述，吴简家庭简中已婚女性都位于其丈夫之后，夫妻之间沿袭了汉代以来女性“出嫁从夫”的社会传统。即便是女婿入赘的家庭也是夫在前、妻在后，如柒·3860：“隹聟（=婿）囊（？）年廿二 囊（？）妻姑年十九。”夫妇之间的地位一目了然。吴简中还出现了“妻”（即正妻，或称“大妻”）、“中妻”“小妻”“妾”等词汇。这是孙吴社会多妻现象的体现，说明“三妻四妾”当时确有存在。多妻制是男权主导社会的结果，反映出“男主女从”的婚姻关系。
妻、中妻、小妻、妾之间的地位也不平等，地位从前到后是由高到低。妻、妾有别，妾不属于妻的范围，地位最低。小妻在丈夫新娶妻之后可升为中妻，新娶者成为新的“小妻”（赵宠亮：《试论走马楼吴简所见“中妻”》，《吴简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但小妻可能难以升为正妻。柒·5921载：“阳贵里户人公乘潘北年□十二 北小妻容年卅六筭一。”小妻直接位于户主之后，可能正妻已经亡故。即便如此，容也没能成为正妻，依然是“小妻”。由此推测，除非有特别原因，小妻可能难以成为正妻。不仅如此，小妻所生子女也带有身份限制。柒·6057载：“婢女弟万年八岁 小妻子女儿年一岁。”万、儿都是户主女儿，但她们之间没有按吴简惯例以亲属称谓词（按惯例此处应为“女弟”）连接，而是以“小妻子女”标明身份与性别。这应与其为小妻庶出、嫡庶有别有关。
“公乘大女”与女性占爵
秦汉时期有女性封侯、封君者。封侯者寥寥数人，如吕嬃封临光侯（《史记·吕太后本纪》），羹颉侯刘信的母亲封阴安侯（《史记·孝文本纪》），第二代酂侯萧禄死后无子、萧何的夫人同封酂侯（《汉书·萧何传》），鲁侯奚涓死后无子、其母底封重平侯（《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都在高祖、吕后时期。之后女性多赐“君”爵，不再封侯。《礼记·郊特牲》载：“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白虎通·爵》也说：“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夫尊于朝，妻荣于室，随夫之行。”汉代“妇人无爵”为社会惯例。且列侯、封君是高爵，一般民众不能获得。
目前尚未见到秦汉时期拥有爵位的基层女性。吴简中出现过“公乘大女”的记录。柒·6059载：“阳贵里户人公乘大女邓汝年八十九买妻珠年卅四筭一”。此类记录吴简中共有7例。“公乘大女”突破了秦汉以来“妇人无爵”的性别界限，为基层女性占爵的首次发现，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有学者认为这是妇女地位较高的表现（刘敏：《秦汉时期的“赐民爵”及“小爵”》，《史学月刊》2009第11期）。仅就爵位性别藩篱的突破而言，这无疑标志着女性地位的极大改变。不过，已公布吴简的2037位公乘中女性只占0.34%。即便是在女性户人（48人）中，有爵者也不到15%。就人数而言，女性有爵者只占极小比例，可能难以将其作为妇女地位提高的证据。
翻检秦汉魏晋史料，尚未见到向基层女性赐爵的记录。吴简中女性拥有的公乘爵位，应是在家中无成年男子的情况下继承而来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置后律》规定女性可以继承爵位。吴简中女性继承爵位成为有爵者，除了女性有爵位继承权之外，还应与当时存在的“女户”现象有关。柒·6059中户人（=户主）邓汝和珠都是女性，此家庭应是没有成年男子的“女户”。汉末大乱后家庭结构多有残缺，成年男性亡故、只有成年女性的“女户”频频出现。吴简中女性占有爵位，正是“女户”现象的真实反映。孙吴基层社会女性的地位既有沿袭秦汉时期的社会传统，也在爵制性别上有重大突破。虽然女性与男性一样也能成为户主，但其处于多种社会关系之中，地位较为复杂，难以用“较高”“低下”等词语来简单概括。这也正是基层社会错综复杂的历史体现。
（作者：苏俊林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走马楼吴简与孙吴县政研究”〔13AZS00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