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开伟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近日，税费负担重再次成为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凯泉泵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凯文给媒体算了一笔账：“10年前，我们企业100元的收入中，税费占了10元多，利润8元多，税费是利润的1.2倍左右;到2016年，税费上升到12元，利润却只有3元，税费是利润的4倍。企业税费负担很重。”（1月17日《第一财经日报》）。
说到企业税费负担重问题，让人不禁想起去年底玻璃大王曹德旺先生在网视频里谈到中国企业税赋比美国重的问题，并被部分社会人士上升到中国企业的“死亡税率”问题，这似乎触及到了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对此，财政部官员及相关媒体亦对此发声，先是说企业税费负担重只是个别企业的特有现象，接着全面否定“死亡税率”的提法，并将中国企业税赋与相应国家进行对比得出中国企业税赋并不算高的结论，以正视听，试图给中国企业界及民众一个印象：中国企业总体税费负担基本处在合理区间，不存在负担过重的问题。
这就不难让人联想到，上次曹德旺先生反映税费负担重只能算是民间草根的呼声，在信息权威性、准确性上要被大打折扣，也不足以引起中国政府官员的警醒，而这次上海市政协会上的委员们再次反映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税费负担重，可不再只是民间草根的诉求，应该算是委员们通过官媒渠道的一种集体表达；且反映企业税费负担重也不再只限于某个企业、某个企业的呼唤，而应是企业界政协委员们的集体表达，不能说这种反映没有权威性、反映的信息不具有参考性。还要特别提出的是，上海市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直辖市，各方面开放程度应走在全国前列，营商环境应为最优良的城市，当地政府管理经济和企业的手段与经验可堪称全国之首，即便在这样的大城市，企业界委员们通过算账方式，给媒体算出企业税费负担加重的准确答案，就不能不令人信服了，也不能不值得当地政府及其他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对企业税费问题的重视了。
因而，上海政协委员们就企业税费负担的讨论，其实再次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企业税费负担重的确是个真问题，不需要再有过多的疑惑和遮掩。这让笔者不禁又在思考两个问题，企业税费负担重到底需要什么标准衡量？且企业税费负担重到底又要靠谁发声才是最可靠和最真实的表达？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企业税费负担重问题就永远缺乏一个准确的衡量依据，也让企业税费负担永远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最终无助有效解决企业税费负担重问题，会贻害企业正常运行和发展。
显然，目前需要弄清楚企业税费负担是否重，关键要确立一个衡量标准以及发声的群体。从当前现实看，衡量企业税费负担重至少应有三个衡量标准：一是同类企业、同类产品一定历史阶段的税费对比，能看到税费上涨的幅度；二是经济萧条时期与经济活跃时期的对比，能看到税费对企业发展的制约程度；三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及经济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同类产品税率对比，看客观到中国企业税费降幅空间。确定了这些标准后，才能避免空口说白话的尴尬，也才能知道中国企业税费负担是否过重、税率上涨幅度是否过快的真相。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好中国企业税费感受群体，这个群体不应由政府官方机构及官方媒体发声，而应由企业及社会相关行业协会来发声。因为政府官员和官方媒体是靠企业纳税的钱养着的，且缺乏税费负担重的切肤之痛，难以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呼吁企业税费负担重问题，当然市场化的媒体可以参与发声，他们相对客观公正。而让企业及社会相关行业协会作为税费负担的意见征询群体，是因为税费负担直接与他们利益相联，他们有切身感受和比较，尤其能对税费征管机制存在的问题或漏洞一目了然；而行业协会可能对所有行业税费负担进行一个全面比较，得出企业税费是否过重比较客观科学、有权威性的结论。
正因为上海市这些政协委员们是企业家，是直接的纳税主体，他们才有税费负担重的真实感受；而他们将减税矛盾直指增值税税率过高问题，亦是对中国企业税赋重最现实、最真实的意愿表达。对企业税费负担重的危害性，笔者在这里不再多提，只想提请中国政府对企业税费负担重问题三思，切实将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落到实处，消除企业税费负担重的痛感，让中国企业能有创新和尽快展现活力的“动力”。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