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一名快递员工尹某猝死在株洲合泰大街上，临死前，他坐在地上，告诉路人，“我好累。”有人称，快递员从事的是高风险、高强度、高负荷的“三高”行业。也有人称，快递员是一个自由而又有高收入的“美差事”。那么，他们的工作状态究竟是怎样的？（11月23日中国新闻网》）
面对猝死的快递员，不免让人心生同情，事实上很多人也带入了这种情感。虽说面对逝者，我们应该多一点人文关怀，可问题是，快递员猝死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累”，还有其他很多因素，那么在解读这一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避免误伤其他的快递员呢？
这里所说的防止“误伤他人”，是为了防止解读过程带入其他的情绪。比如，由一起个案上升到对快递员群体工作状态的思考，这是好事，能够通过这一事件，给快递员们更多的制度保护和职业认同。然而，并非所有的快递员都处于这样一种忙得昏天黑地的状态，相反，“快递小哥迎娶外国媳妇”“博士送快递”等等，也在说明快递行业并非全是高负荷、无人情味的。
在众多同情的声音中，我注意到很多批判快递行业折磨人的观点，虽然同情属于人之常情，可盲目以及空穴来风的同情，是没有必要的，它同样也会形成一种误导的氛围，甚至是误伤那些奔波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快递员们。
其实，对于猝死的快递员，和很多人一样，我也很同情，但同情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一个群体的自省。从给快递员尹某急诊的医生回应来看，医疗人员到场时，尹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死因可能是最常见的心源性猝死，也不排除急性的脑血管病病变。此外，尹某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上有老下有小，收入来源单一，想要挣更多的钱所以工作拼命，与其说这是一种个体选择，还不如说是面对现实的无奈。当这种无奈选择遭遇现实的折磨时，该反思的，不是同情快递员，而是什么“累”垮了他们。
这其中，确实有着快递行业制度的人性化缺失。目前很多快递企业属于承包制，个人花钱就可以承包一个片区，然后再雇佣快递员进行快件的投递。快递企业不会对保险和合同做要求，而承包商属于自负盈亏，大部分承包商为了省钱和规避风险，不愿意为快递员购买保险和签订合同。换言之，快递员所面对的压力，不仅是家庭生计带来的直接压力，还有缺少制度保障带来的隐形压力。
而我们在解读这些压力时，仍然需要客观和理性，过分强调快递员个体的可怜，只会忽视掉他们背后的制度完善需求。人们对有苦衷、有难处的人同情，是基于人情社会的常态选择，但正因如此，就应该避免这种悲观情绪蔓延至其他群体。
对猝死的快递员抱以同情，不仅是人之常情，也可能是为了满足情感消费的“互利共赢”。总结说来，对个体事件进行反思，是为了让私人话语进入公共领域，推动公共政策的改进，给城市中的那些“小蚂蚁”以平等的权益。类比到具体情景而言，那就是快递行业确实需要正视快递员的权益了，而当解读这一事件时，应该避免过度消费或者误伤他人。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