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凶农妇成维权名人，谁该反思？

　　1998年，河南项城市南顿镇齐坡村农妇李桂英的丈夫齐元德被同村五人伤害致死，随后五人在一夜间销声匿迹。从此，李桂英开始了长达17年的“追凶”生涯，她称自己找遍十余省份，运用心理侦查、秘密侦查和伪装侦查等，找出四名“凶手”。媒体曝出李桂英17年追凶事迹第17天，第五名“凶手”齐扩军落网。李桂英也因此成了“法治人物”，来自四面八方的求助者有时挤满了她家客厅。（11月19日澎湃新闻）

　　五名犯罪分子杀人后人间蒸发。警方以没有线索为由迟迟不破案。受伤的农妇李桂英康复后走上了追踪五名杀夫凶手之路。17年时间里，李桂英辗转10余省份，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获取4名凶手的线索，将线索交于警方，将其中四名凶手绳之以法。警方破案赶不上普通农妇，警方的办案效率与工作热情是否也太低了？媒体披露此事后，警方马上抓获最后一名凶手。正如李桂英所言：“我用了17年找仇人，媒体报道后，却只用了不到17天。”如果不是媒体报道此事引发公众关注，抓获第五名凶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但是，放眼望去，警方并非总是破案效率低下，工作热情低落。警方出动大批警力为名人追手机、电脑，兴师动众为国际友人找自行车之类的案例屡见不鲜。莫非手机贵过人命？名人丢东西，事关警方形象，警方选择性作为，或许是问题的答案所在。李桂英丈夫被害警方破案消极，李桂英成为名人后，各方求助者络绎不绝，也佐证了这一点。

　　我能够理解，钟南山与王志都是名人，钟南山的电脑被抢、王志的手机被盗，日本友人的自行车被盗，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迫于舆论的压力，警方迅速破案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如果把农妇17年追凶的新闻与钟南山电脑完璧归赵，王志手机失而复得的破案奇迹放在一起，就不能不让人有话了。

　　问题是，名人的东西被抢被盗，警方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回来；普通公民被杀，因为被害人身份低微，破案就遥遥无期，靠受害者的妻子亲自冒险追凶？这是否隐含着这样的逻辑：社会精英有警察全力保护，普通百姓的安全问题不受重视。在破案的问题上，如此选择性作为，是否辜负了纳税人的信任，有损警方的公信力？

　　当然，在目前的警力水平下，警方不可能对普通案件都像给王志寻手机，日本友人找自行车，为钟南山追电脑那样投入大批警力，成立专门的破案专班。普通百姓也不能奢求王志与钟南山那样的破案待遇。但是人命关天的大案，警方破案能力不如农民，靠媒体监督破案，也确实值得反思。

　　终南山的电脑、王志的手机，日本友人的自行车已经找回，警方利用农妇辗转万里查找到的宝贵线索和媒体监督的鞭策抓获了五名凶手，我们在此责怪警察似乎有些不厚道。但是警方的办案逻辑也有让人思考的地方。特别是某些基层派出所帮助杀人逃犯改名换姓更换二代身份证，更是渎职行为、犯罪行为。常怀为民之心，常思为民之策。强化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效率意识，促进“官念”转变，提高公信力和执行力，当好百姓的守护神，人民警察责无旁贷。

　　如果警方心中真的装着百姓，平时工作做细做实了，又哪有“农妇17年万里追凶”的新闻出笼呢？我们在为名人被盗物品失而复得感到庆幸的同时，警方是否也该反思自身选择性作为的破案逻辑呢？更让人担心的是，还有多少案子因为警方不作为、乱作为，成了疑案悬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