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县泥溪镇20岁小伙刘松回忆起5月2日在成都火车北站遭遇持枪特警盘查的一幕，至今仍心有余悸。因警方一次“误录入”，刘松莫名其妙地成了吸毒违法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交涉，其“违法信息”仍无法消除。至今刘松出门时，除了携带身份证，还要带一张派出所开具的“非吸毒人员”情况说明。（6月12日《成都商报》）
“误录入”实在是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低级错误。虽然违法嫌疑人的彼刘松，冒用了此刘松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但毕竟相貌是无法冒用的，“这人秃头、身材微胖，看上去起码将近40岁。”如果当时比照一下信息库中此刘松的档案记录，就可以当场识破违法嫌疑人的冒用伎俩，而这本来不过是举手之劳，也是常规的操作规程。
显然，警方当时实在是太漫不经心，而这本来是尤其容不得出错的。一当“误录入”，如刘松，因此无端蒙受冤屈，增加无尽的麻烦，乃至扰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公安部门作为人民的守护神、公正的维护者、法律的执行者，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关系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警方却疏忽至此，公民所依赖的法律这道正义的最后底线，又如何让人放心？
问题还在于，基层派出所能录入、调看禁毒信息库数据，但没有修改数据的权限。“只有公安部才有修改数据的权限。”而这需要“层层上报到公安部”，明知出错容易纠错难，而这意味着将给当事人增加更多的无谓麻烦，警方仍不以为意，显然有玩忽职守之嫌。
而这无非是因为，警方出错的风险成本，全部由当事人买单。比如，本来，对于自己的出错，应该心存内疚并自责，向因自己的失误而受不白之冤的的刘松道歉，并补偿刘松相应的损失，而现在于自己的过错却无事人一个，而且，于纠错，还居然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比如“对于何时能够更正信息，包警官表示确实无法给出准确的时间”，纠错有如警方的“恩赐”，这无疑显示出警方的傲慢，当然，说到底，是权力的傲慢，因此，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问责制倒逼责任意识，是杜绝这种荒唐差错的根本之计。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