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约车的限定,也是对消费者的挑选

2016年10月19日 11:07   来源:光明网   光明网评论员

  网约车管理正在互联网时代再现市场化改革的艰难博弈。从7月中央颁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赋予网约车合法地位,到本月北京、上海、深圳等10多个城市相继出台严苛管理细则、大幅抬高网约车准入门槛,短短数月间,这个“互联网+”经济的代表性行业经历了过山车般的旅程。

  多地管理意见仍在征求意见,围绕这些管理细则的争议、意见、释疑甚至研讨,几乎不间断地在媒体上流动。质疑者认为,户籍沪牌、京人京车的要求,以及其他多个城市对户籍、车型、车龄的严格限制,本质上是一种身份歧视,是传统管制模式以合法监管的名义扼杀市场创新能力;解释者则认为,以上限定有正当的公共安全考量,以及和“城市限行政策”、“城市人口疏解任务要求”兼容要求。一种吊诡出现了:新兴的分享经济却要嵌套进陈旧的户籍治理模式,天然带着大众普惠性的互联网产品却需要抵达精英化的要求。

  站在另一个角度观察,这种精英化同样也是针对网约车的消费人群的。管理细则当然首先将在从业者中产生大的震动,但隐性的问题则是对消费者的挑选。严苛管理势必会带来车辆供给的骤减、车价的大幅上涨,在一场官方主办研讨会上,就有与会专家举例称,“首尔只允许非常豪华的车辆从事网约车”,“对网约车的排量、轴距等要求,一个原因就是服从这种差异化发展,满足这些对高品质出行有需求的人群”,“未来可以让那些能承担比出租车相对高20%-30%运价的人去享受网约车,一些更高品质的价格可以高出30%到50%”。“豪华”、“高品质”的定位,可以解释成引导市场的差异化供给,也可解释成,政策正在人为地为网约车设定服务人群。

  一线城市对网约车管理要求的同质性,耐人寻味。这种同质性,同样出现在之前清理群租房和“禁摩限电”的政策中:几年之前,北京就开始进行地下室整治、三年间清退散住人员约12万人;广州深圳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大力度清理群租房,媒体报道均显示收效不差。今年春季,北京、深圳、广州则几乎同时推出“禁摩限电”政策,进行对摩托车、电动车严格整治。这些公共政策和对网约车的限定一样,都有出于公共安全的正当考虑和决策依据,但不能否认的是,也都下意识地表达了一种选择市民的倾向,模糊掉了那些住群租房、骑电动车、靠高性价比网约车出行的人群的诉求。

  公共政策总是会有不同利益群体的角力,也常会出现多边都有充足道理的状态。有意味的是观察谁的权益被牺牲;更有意味的是,观察谁的权益被长期牺牲。对网约车如何管理的争论有其复杂性,但如果仅从其所忽略的群体诉求看,它已经嵌入了一线城市的公共政策链条,变成了这些城市精英化进程支点之一。

  因为各地的管理细则现在还是征求意见稿,亦有专家认为“最终落地时不会这么严苛”。但很难期待一线城市能在“控制人口”的严峻现实下抛弃身份歧视,同样很难乐观估计普通消费者的话语权。当那些数量巨大的、沉默的普通人总是在一些治理目标面前变得可以忽略不计时,公平性困局的出现就几乎是必然的。

(责任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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