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塑造社会共识十分困难，却极易舆论极化、是非混沌的阶段。在我国，彭宇案、药家鑫案、许霆案、天价过路费案、呼格案、快播案，雷洋案，甚至尚未公开审理的王宝强离婚案，几乎每年都会有若干案件成为牵动无数、议论纷纭、引爆舆论的社会性争议案件。
涉法涉诉案件高位运行，舆论极化状况频频发生，以定纷止争为使命、以中立公正为宗旨的司法部门不断卷入舆论漩涡，不仅是近年来我国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几乎蔓延全世界的普遍现象。
实际上，高度分歧、各执一词、观点极化，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也是内涵于现代社会运作逻辑之中的。社会价值多元、多样、多向，社会共识碎片化，社会认知标签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初始环境。正如尼采所言，上帝已死，神圣不再，社会失去曾经存在的价值根基。
而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情况则比较特殊。一方面，社会多元、利益分化，自然争议不止。以高速的社会转型而进入现代社会，社会价值几乎不可避免地需要整合和重塑。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仍有待提高，管理精细化程度不够，社会政治参与度不足，传统群众路线有所松懈，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的公权力滥用问题，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令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正受困于“塔西陀陷阱”，从而使一些原本可以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被拖延和放大，最后成为引爆舆论的公共争议性事件。
对于争议性案件，哪怕是涉诉涉法的争议性案件，我们也有必要保持理性的态度和积极的心态。认识到现代社会“无根状态”所导致价值观歧异的现状，不管适应还是不适应，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都必须正视这个事实。或者说，社会发生争议，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常态，更是现代社会多元丰富的表现，是现代社会的活力和魅力所在。
因此，无论对于官方还是公众，面对不断涌现的社会争议，完全可以抱以更加平常的心。于民众而言，不能“吃瓜群众不怕事多”，对公共性争议案件不应仅仅是情绪的宣泄或者愤怒的咆哮，而应将其视为自身参与社会、改良社会的契机，贡献真正建设性的思考。于政府而言，也不必乱了阵脚，舆情应对及案件处理妥当，争议性案件不一定会成为公共性事件。法律既是守善的坚盾，也是惩恶的利器，公权力应慎用，也当善用。不缺位，不逾界，既不勉强介入社会自身进行的道德判断、自发进行的纠纷解决，也不消极无为，任由谣言飞扬、诽谤成灾。(作者是《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