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是中国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几年来已出现人口压力危机。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看，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那么，这是否是这些城市人口控制和疏解政策的结果？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如何调控？（8月1日《人民日报》）
超大城市的人口暴涨会带来交通、就业、治安、入学等一系列的问题，很明显，一个城市不管如何优越但其公共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不加以人口调控，既对本地居民不公平，又会阻碍到这个城市的良性发展。现在一些超大城市注意到了人口过度增长的问题，采取一些调控人口的措施是很必要的。
为了缓解城市人口压力，北上广的做法多是通过政策驱动，疏解了很多与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说白了此法就是通过倒逼和限制的办法，让一些中低端从业者不得不选择自行离开。当然，有些从业者也是因为年龄偏大需要回家尽责，新一代从业者填补接力所致。其实人口结构的改变，也是超大城市人口纾解的一个因素。通过政策驱动，强行推进，让中低端从业者离开居住日久的城市未免缺乏城市温情，而且有歧视之嫌。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当城市出现拥挤之时就先拿这一部分人群“开刀”不是最好的办法。
实际上这些中低端从业者大多从事第三产业服务，他们的劳动付出是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他们的劳动为一个城市的美好建设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纾解人口过多还应做到缓步分流人性化分流可持续发展分流。有些超大城市试图通过区域同城化一体化发展周边小城镇，去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做法有积极意义。超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缓解超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可以实现大小城市双赢。中央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模式在其他超大城市来说也可以尝试推广。
一个城市为了发展，最初是需要人口融入形成规模效益的，到后来人口超爆就要采取平抑调控措施，这本没有错。只是在纾解人口之时应该合理科学带有人性化。要规避这些尴尬与问题倒不如在发展之初就做到宏观布局，有计划地引入人口科学发展。比如在开发引进的项目上同时考虑人口结构因素，而且项目应该是先进的可持续发展的，用工也就相对科技含量高的工种。现在的人口要调控，就要让流动人口有教好的去向，乐意分流出去，有平衡点去宏观调控，而不是仍然坚挺在夹缝中游击生存。这样的人口纾解才是标本兼治之策。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