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署名文章《用担当的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文章指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党中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兼顾必要和可行，做不到的宁可不写，写上的就要管用，制定条例就是要重点解决不担当、乱担当问题，要保证制度的有效性、可执行性。文章同时指出，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不能把亟待破解的难题淹没在大量制度条文中，也不能把重要的政治信号变成学术研讨，导致制度迟迟出不了台、贻误了时机。要重视制度建设，但也要避免落入“制度陷阱”。
“制定规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新实践的开启”，王岐山书记提到的“制度陷阱”，就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过程中发现的，钱先生认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就再制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结果制度越来越繁密复杂化，就易产生歧义和漏洞，往往造成前后矛盾、执行困难，反而失去效率与效力，这就是“制度陷阱”。可以看出，王岐山书记此次在文章中再提“制度陷阱”问题，无疑强调的就是在制度创新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来管权、管事、管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坚决避免在制度创新和建设的道路上陷入所谓的“制度陷阱”。
从制度创新和建设为什么要避免陷入“制度陷阱”来看，其一，形成“制度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只把“制度当工具，不把制度当依据”，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偏差，会使制度的效力大打折扣，当一项制度不被尊重和有效执行的时候，就不得不另外制定制度去维护或取代它，从而陷入“制度陷阱”的怪圈；其二，从“制度陷阱”本身来看，就是因为其增加了制度成本、损耗和浪费了大量的政策资源、影响到制度的权威性，也会危害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因此必须要坚决加以防止；其三，从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在党、政还是学界，都存在着“话不离制度、事不离制度”的“中国制度很忙”现象，大家把制度说的神乎其神，把一切问题都归根于制度问题，貌似制度就是一剂“万灵药”，可以包治中国的“百病”，这已经成为一些人的思维定势，因此必须要加以纠正和指引。
从制度创新和建设怎样避免陷入“制度陷阱”来看，一是要在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注重增强制度的科学性、严密性和完善性。出现“制度陷阱”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一项制度在制定的过程中或者过于原则、笼统或者漏洞很多从而导致该制度先天不足，因此需要制定更多的相关制度来完善它，可见，注重制度创新和建设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注重制度之间科学匹配、相互补充，有效衔接对于避免“制度陷阱”至关重要；二是从制度执行的角度来看，“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的生命就在于执行，制度流于一纸空文就会让制度失去效力。因此必须要强化党员干部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制度执行能力建设，落实问责机制，让制度运行起来，让制度越来越“行”，而不是越来越“多”，这能有效的避免“制度陷阱”；三是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来看，制度的创新和建设不仅要有制度的“硬件”，还要有制度的“软件”，这个软件就是制度文化，良好的制度文化可以为制度的遵守和执行提供强大的内驱力，能形成人人为制度鼓与呼，人人为制度思而行的氛围和局面，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是避免陷入“制度陷阱”的关键一招。
从制度创新和建设避免陷入“制度陷阱”的意义来看，一是可以节约制度成本和行政成本。众所周知，一项制度从准备阶段到最终制定完成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制定出来的制度如果不科学、不严谨或者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就会变成“稻草人”，甚者还需制定更多的相关制度来完善和补充它，这必将增加制度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各种成本，显而易见，避免陷入“制度陷阱”对于节约政策成本和行政成本意义重大；二是避免陷入“制度陷阱”可以提高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让制度严起来，管用起来，让制度真正发挥效力形成对各方的威慑，真正让大家以制度为所思所行的准则，对于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意义重大；三是避免陷入“制度陷阱”可以让制度和人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就能从更深层次上培育人们认同制度、敬畏制度的文化，巩固制度运行的基础，让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
中华民族正昂首走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我们离这一目标已经越来越近，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一个共识。在伟大的征程上，我们要不断坚持制度自信保持制度定力，一方面要继续补齐各方面制度短板，另一方面在制度创新和建设中要谨防落入“制度陷阱”的怪圈，以此来不断厚植我国的制度优势，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制度保证。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