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大文学院副教授傅元峰写给班上同学的一封信流传开来。期末考试结束后，傅元峰老师听说班上有一些同学认为期末考试出题太难，甚至在微博上抱怨，于是写了一封公开信作解释。这封信被学生以及外界解读为傅教授的公开道歉。
傅元峰的信里有这么一句话“听说我的试题吓到了你们？这份试题出得有些偷懒，阅卷的时候，我意识到，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透露出教授对于自己出题“偷懒”的自嘲之情。但，要为此道歉，笔者认为大可不必。
据了解，傅元峰副教授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已有十年，他为南大文学院2014级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考试题，只有两大题，第一大题共有四小题，选一题做即可，是根据课程学习，选择某种内在逻辑填空，并作简要说明，如“()——(张爱玲)——()”。第二大题是论述题，要求根据课程学习，自己命制两个主观论述题，并给出答案，要求尽量回避客观的文学史知识。看上去，这样的考题的确是“没按套路出牌”，与平常的选择、填空、判断等题型相比，很难找到标准答案，似乎是在“难为”学生。但实质上，这样的考试给了大家更多的发挥空间，更能考察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能考察学生对于资料的占有，更能考察知识的拓展，更能考察分析问题的思辨能力。笔者以为，傅元峰的这个考题都是高明的，并非“偷懒”。傅教授的“偷懒”说更像是给准备不足的学子们一个台阶，是善意的自黑。
依笔者看来，傅教授没有道歉的必要。即便有些学生因为不适应考题而“砸了”，甚至是“挂了”，责任也不在于出题者。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应试教育，把许多学生培养成了考试的机器，没有了思考，没有了想象，遇到主观大于客观的题目时便会无所适从。
另外一点，就是大学在所有人眼光里都是“保险箱”，考试通过是天经地义的，拿到毕业证书是理所当然的。老师把题目出得难了就是“为难”大家，就是“不按套路出牌”，就是“破坏了游戏规则”，就是“与学生作对”。真不知道这是怎样的荒唐逻辑！
傅元峰不该道歉，那么，责怪傅元峰“不通情理”的大学生该道歉吗？这么要求似乎也过分苛刻。该谁道歉呢？笔者倒是觉得，落后保守的教育体制和它的维护者有必要反思，向受害的学生、老师和社会真诚地道歉，否则，“出来混，总要还的”。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