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以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而著称，1987年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办，也称其为“达沃斯论坛”（冬季）。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提出了“中国夏季达沃斯”的设想。世界经济论坛于2007年开始每年在中国举办世界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已历时十年。
第十届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底在天津举行，李克强总理在致辞中分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认为，“全球经济摆脱困境，最终要靠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为此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一大批引领性、颠覆性新技术、新工具、新材料的涌现，有力推动着新经济成长和传统产业升级。各方应因势利导，把着力点放在支持经济转型升级上，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由此提出了“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要判断。
践行“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理念，笔者以为主要抓三个关键点。
首先，中国须在掌握核心技术方面更有作为。
创新，有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处于创新原点的是技术创新。如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有原始性技术创新，就有超额利润。在技术外溢中，利润摊薄，又出现新的创新。市场经济就是滋生、催生着创新的过程。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经济，又是创新经济。有创新的地方、部门、单位、个人，更为适合这种经济方式，更为强大。世界经济科技历史发展史上，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珍妮纺织机为原创点开始发展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列宁说过这样的一个公式：“电气化+苏维埃政权=共产主义”。二战以后，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开始蓬勃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现在，计算机技术裹挟着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环境科学、航天、海洋、依然在迅猛发展中，移动互联网、纳米材料、生物技术的神奇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各种新的预期。倘若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增加发展动力、延伸人类臂力为创新点的话，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扩大、延伸人类的“司令部”——大脑的智力为创新点的，试想，这具有更大的、不可估量的革命性的成果和过程。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成功以后，依靠自力更生的力量，也曾经搞“两弹一星”，有自己的科技的拳头项目和产品，新时期更是占据了世界高科技领域的“一席之地”。然而，据今年6月底公布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5》显示，全球创新能力十强国家构成来看，前4位国家排名保持不变，依次为美国、日本、瑞士和韩国，中国排位第十八。在知识创造方面，比上年提升7个位次。其中，SCI论文数量、被引次数达到都均居世界第二位。创新环境较上年下降6位，“企业创新项目获得风险资本支持的难易程度”下降幅度较大，从第五位下滑至第十一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也有一定程度的下滑，从第二十五位下降至第三十二位。尤其是核心技术方面的不足，是创新中的一个短板，迅猛发展的汽车业、正在研制的我国大飞机，核心部位的技术和部件还是发达国家提供的产品（如，飞机发动机由GE公司提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上海团谈话中强调，随着中国强大起来，“西方难以容忍身边酣睡的大汉”，想从西方发达国家搞到核心技术无疑是与虎谋皮，必须立足自己创造。
其次，在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方面，须构建市场经济的平台和制度。
我国在尖端科技方面，有不少拿得出的项目。但“产品化”、“市场化”的水平较低。笔者有一次应邀在上海航天中心授课，那里的专家说，我们的航天技术，依据国家的实力在发展，有令人自豪的项目，在制造过程中，“保险系数”放得较高，即成本较高，要搞第二个、第三个或更多，实现“产品化”、“市场化”就有一定难度。而且，我们的“产学研”的链条，因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各有自己的发展目标，需要相互协作的市场经济方面的“链条”欠缺，由此造成科学技术的产品化、市场化的水平较低。对此，我们要做努力。
创新中的市场环境构建是个关键，我们已经有了意识，着力加大努力。上海一年前公布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即“科创中心建设22条”，指出，“建立市场导向的创新型体制机制”要“着力推进政府管理创新”。“针对企业创新投资难、群众创业难、科技成果转化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创新管理。加大涉及投资、创新创业、生产经营、高技术服务等领域的行政审批清理力度。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依法向社会公开，公布目录清单，目录之外不得实施行政审批。市级部门和各区县政府没有行政审批设定权，凡自设的各种行政审批必须全面清理、取消。对企业创新投资项目，取消备案审批。改革创新创业型初创企业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过于繁杂的管理办法，按照市场原则和企业合约，允许初创企业依法合规自愿变更股东，工商管理部门不实施实质性认定审查，依法合规办理变更登记。全面推进全过程信用管理”。
例如，技术转化过程中，技术人员的得利问题一直难解。在市场经济未发育的时代，技术是国家的，是“无价”的，技术转让，甚至将图纸称分量来进行。科技人员也是国家培养的，项目成功，有各方面的支持，“好处”，即奖金是以“平均主义”的原则普遍得益的。发展市场经济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技术人员、尤其是主要科技人员得益的问题依然存在。现在，“科创中心22条”规定，“构建职务发明法定收益分配制度，允许国有企业与发明人事先约定科技成果分配方式和数额;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不低于70%，转化收益用于人员激励的部分不计入绩效工资总额基数”。
再次，人才是创新的基础和实力所在，养才选才用才是着力点。
笔者近期考察光明集团，董事长一番话使人感慨。他说，现在我们资本实力强了，集团向外并购也不少，但与当年发达国家资本进入中国，两者有比较大的区别：过去外国资本进入，伴随着管理人员、技术也进来了，特别是人才。我们则在人才、技术方面并没有更多的优势，我们在外国“挺神气”地做“老板”，人家也“服你”，无非看你兜里鼓鼓的，还是“有钱”。
世界上，中国是“人员流出国”（每年三四十万外出“打工”“求学”），美英德日是“流入国”（美国每年流入百万左右）。中国发展，人才的缺乏是重要之点。在新形势下，为了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世界主要大国都将培养和获取第一流人才放在主要位置。尤其是培养和获取具有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可以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手段保护本国商品抵制过关生产要素的流动，唯一无法控制流动的是人才。芬兰对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收入外国人的最高税率降至本国人的58%，日本采取多项措施，外籍科研人员占总数的30%，“硅谷”的高级科研人员，66%是外国人。
面对国际对人才竞争的态势，我国及上海有关部门也作出一系列应对措施。比如，上海的“22条”提出，缩短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证申办周期。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居留证件、人才签证和外国专家证办理程序。对长期在沪工作的外籍高层次人才优先办理2至5年有效期的外国专家证。建立外国人就业证和外国专家证一门式受理窗口，对符合条件的人才优先办理外国专家证，放宽年龄限制。开展在沪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直接留沪就业试点。完善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B证)制度，降低科技创新人才申请条件，延长有效期限最高到10年。还提出，“充分发挥户籍政策在国内人才引进集聚中的激励和导向作用”、“鼓励科研人员在职离岗创业”等措施。
总之，我们对“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坚信不疑，我们在转型发展中，对创新驱动也坚信不疑，并以此激发“勇气锐气朝气”的精神状态，去夺取一个个胜利。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