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扶贫项目和资金下拨到基层，当前发生在这一领域的腐败风险上升。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特别是村组干部频频将“黑手”伸向扶贫领域，使脱贫对象的“获得感”被严重剥夺。多地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反映，相较于扶贫领域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对人数更多、范围更大的村组干部“微腐败”，惩处起来掣肘颇多，力度也显不足。（6月16日《经济参考报》）
虚报冒领、截留挪用，乃至“回扣式”腐败，这些都并非新现象，它与通常所提到的“苍蝇式”腐败，其实有不少的重叠之处。应该说，通过一系列的“拍苍蝇”行动，这类“微腐败”已有明显收敛。但从这次媒体的调查来看，其效果显然还远远不够。毕竟，若随着下拨到基层的扶贫项目与资金增多，腐败风险也随之上升，那只能说过去所长期存在的诱发“微腐败”的土壤，依然不同程度存在。
这类“微腐败”虽然被媒体特意提出，但在治理上，却不必过于将之特殊化。一来，再小的腐败，也是腐败，其本质上还是由于基层权力约束出现了问题；二来，所谓的“微腐败”与“大腐败”其实并不具有天然的界限，要知道，此前就查处了不少在贪腐数量上达到“老虎级”的问题村干部。所以，遏制“微腐败”，首先还得看到其与腐败的共性。
具体来看，比如，不少扶贫项目和资金，到了基层就要被各方截留、冒领。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种资源在下拨过程中的“流失”，往往并非仅仅发生在村干部这一个环节，而是自上至下行成了一个“雁过拔毛”式的资源下沉链条。这种现实生态中，显然就构成了一种“利益均沾”的惯性，村干部层级的“微腐败”不过是最后一道程序。由此，不但一些村干部变得“肆无忌惮”，上级部门的治理积极性更是难高估。所以说，要治理“微腐败”，首先还得从“上面”的权力运行监督破题。
此外，“微腐败”也与具体的扶贫项目、政策有着重要关联。典型例子是，若是搞“大水漫灌”式扶贫，由于资源发放上欠缺精确性，后续效果评估也严重不足，自然就给基层“微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而现在强调的是精准扶贫，在资源发放、扶贫发力与扶贫效果的评估上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若能够严格落实，定将能进一步压缩各种“跑冒滴漏”的空间，“微腐败”便自会趋于式微。
当然，“微腐败”的发生，虽然与整体性的权力约束机制有关，但毕竟发生在基层，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大环境，亦有其“个性”的一面。如当前，由于不少地区的农村青壮年与精英流失严重，导致基层事务中的民众参与质量不高，也为“微腐败”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就此而言，从宏观层面激活农村社会的活力，确保村民的自治权利落到实处，当是彻底遏制“微腐败”不可回避的一点。同时也要看到，很多资源或政策的在下沉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也导致村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意识严重不足，令“微腐败”更加有恃无恐。因此，在扶贫的过程中，提高政策、信息的发布与公开力度，增强民众知情权的保障，同样是压制“微腐败”的重要一着。
从腐败的共性来看，“微腐败”的发生，不过是社会整体权力运行状态的一个侧面展示，并不具备独立性；而从其所发生的场域来看，其又与基层的社会生态密不可分。因此，要有效遏制“微腐败”，提升基层民众的“获得感”，还得坚持这两者“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