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端午扒龙舟，是广东许多地方一项传承不衰的民俗。若干天前，住在城乡接合部的人家就可以听到阵阵锣鼓声以及鞭炮声，无疑是在为龙舟竞渡做准备。
端午竞渡，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已有记载。在那部我国最早记录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作品里，明确端午“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之余，“是日竞渡”。原因也讲了，这天“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与此同时，该书也承认，“东吴之俗，（竞渡）事在（伍）子胥，不关屈平也”。表明争抢文化源头，我们是有相关基因的，但今人排他的决绝态度显然没有古人来得坦诚。南朝梁的另一部作品《续齐谐记》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这属于粽子来由的范畴。
端午龙舟竞渡，至少在唐朝出现了。生于玄宗年间的张建封写过一首《竞渡歌》，开篇即“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百姓早早地等候在现场。竞渡开始后，“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看到这几句，很容易想到电影《边城》里的赛龙舟场面，像是为之诠释。这个“标”，就是在水面终点插的标记，往往是一根长竿，竿上缠锦挂彩，以其鲜艳，呼为“锦标”，谁先夺标谁就赢了，竞渡因而又称“争标”。
众所周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皇帝很早就把“龙”给垄断了去，穿的叫龙袍，坐的叫龙椅，乘的船自然要叫龙舟。所以，文天祥的“去年今日遁崖山，望见龙舟咫尺间”，望的就不是端午竞渡的那种，而是后来被陆秀夫背着跳海的小皇帝的栖息之所。《东京梦华录》介绍过徽宗时的这种龙舟，“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头尾鳞鬣，皆雕镂金饰，蝈板皆退光，两边列十子，充分歇泊中，设御座龙水屏风”。蔡絛《铁围山丛谈》另有补充，说太宗时“龙舟甚大”，但哲宗时“诏名匠杨谈者新作”的龙舟更大，“独铁费十八万斤，他物略称是”。蔡絛还津津乐道地讲了他爸爸蔡京的一次龙舟历险。那是新龙舟造成时，大家都上去开眼界，“龙舟既就岸，于是侍臣以次登舟”，到蔡京了，“龙舟忽远开去，势大且不可回”，结果一下子掉水里了。就在“万众喧骇，仓卒召善泅水者”之际，蔡京自己浮出来了，“得浮木而凭之矣，宛若神助”。看起来被历史上视为奸臣的蔡京，不仅书法了得，游泳也相当不错。
因此，宋朝的事情颇有些怪异。龙舟区分大小不说——小龙舟才参与竞渡，并且竞渡不关屈原的事。首先，时间上不对。《东京梦华录》说是在“清明节”时，《武林旧事》说是在“禁烟”时，禁烟指寒食节，清明之前三天。其次，目的更在于当作军事体育活动，但形式、过程又都差不多。《东京梦华录》对小龙舟以及虎头船、飞鱼船、鳅鱼船等如何“争标”有比较详尽的描写。《武林旧事》有“西湖游幸”条，孝宗也是“游幸湖山，御大龙舟”，观看十余条小龙舟竞渡争标。“京尹为立赏格”之外，“内珰贵客，赏犒无算。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
广东的龙舟竞渡声名在外。番禺何柳堂先生早年创作的广东音乐代表作《赛龙夺锦》，表现的就是斯时盛况。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上，第一棒火炬手吴国冲便是来自佛山九江龙舟队的舵手。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已经提到龙江“岁五六月斗龙船”。届时，“约自某所起至某所止，乃立竿中流以为界。船从竿左右斗，不得逾界。先期定其敌，两龙船为一偶，大小长短相若”。那个时候的规则有些意思：两船相斗，赢了的，“一标书胜字与之”；输了的，“又与他船斗，或胜，则亦得一胜标”。但这天三连胜的，“为初场最”。次日，三连胜者之间相斗，再连胜二次的，“则得一五胜之标，是为二场最”。第三天，五连胜的再跟五连胜的斗，“其一得全胜者，是为三场最”。这回赢了的，“主者与以状头标，张伎乐，簪花挂红，为四六庄语送之还埠”，埠就是龙舟出发的地方。全胜而还，“则广召亲朋燕饮，其埠必年丰人乐，贸易以饶”。这些规则和习俗，今天变迁了与否？
“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楫时。”把读者情绪调动起来了的张建封，忽然笔锋一转，从龙舟竞渡转去了官场，想到了朋党之争的互不相让。这个思维跳跃度太大，且有些败兴，但有没道理自然见仁见智了。
作者系南方日报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