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高考时。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再也没有一场考试比高考更能影响命运的了。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考生而言，能否考上大学与将来“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画等号；至于上世纪90年代的高考生，在市场大潮冲击下，高考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更加多元化，伴随的是大学收费和自主择业；如今，高考已经从能否上大学的竞争变成能否考上名校的竞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选择了出国留学。高考见证着社会变迁，也在一代代人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35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将当年高考的记忆冲刷殆尽，但考完最后一场的感受至今刻骨铭心：疲惫！
同学们纷纷离开教室，我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感到所有的气力已经用尽，心中空了，眼里空了，身体空空如也，一切都陷于空无，甚至连转动一下眼珠的力量都没有了。对于18岁的人生，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并非毫无来由，它算是对高中拼命苦读的人生小结。
苦读本身算不了什么，当我们一行6个山里娃，用木棍挑着行李，在路人们惊讶的目光里，汗流浃背地走进县城，步入青州一中的校门时，心中早已经下定了决心：决不再回到大山里去！
首要的问题不在于决心，而在于给养。当时包产到户虽已实行，笼罩在乡村上空的饥饿的阴霾尚未散去。因为吃不起学校食堂的馒头，农村的同学只能从家里自带干粮和咸菜。每次背来的煎饼数量有限，得数着吃，即使发霉了，也不能扔掉，否则一定饿肚子。食堂里有菜，一毛钱一份，那是令人馋涎欲滴的奢侈品。没有油水的肚子，食量特别大，有时吃超了，还没有熬到下一次回家，就要断粮。有一位姓马的同学，因为断炊，又不好意思开口借，在午饭时便出去拔山葱充饥，不小心从岩石摔下，将胳臂摔断，成了“郭建光”。
我们每月回山里背一次煎饼，坐不起汽车，又没有自行车，只好步行70多里山路回家，一般需要六七个小时，最怕的是碰上雨雪。一次刚出校门就开始下雪，我和同村的另一位同学，在雪山上摸爬滚打了11个小时，深夜12点才到了村头，望见自家窗户里煤油灯发出温馨的光芒时，终于松了一口气，两人也实在撑不住了，坐在雪地里稍事休息，竟然睡着了。在冷颤中苏醒后，才爬起来去叩打大门，半夜出现的雪人让母亲大吃一惊！
崎岖的山路上有时也充满乐趣。我们边走路边背诵历史、地理，互相问答，将那些人名、地名和事件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一位姓李的同学却总是背不下来，过于紧张的学习使他神经衰弱，夜不能眠。他是我们6人中家庭最为困难的一个，母亲去世了，他从小没有穿过袜子，冬天里的脚总是冻得通红。
我们如此拼命，因为心里有梦：通过高考的大门，转为城市户口，摆脱饥饿人生，吃上白面馒头。那时候的城乡差距，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是九天九地之上和九天九地之下。感谢1981年夏天的那场高考，使得我们6人中的5个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还荣幸地获得全班第一的好成绩。这个成绩一度令我鼓起了报北大的勇气，并看好了古典文献专业，可这个念头最终在家人的反对中打消，我最终报考了本省大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过于保守的决定，我的分数进北大绰绰有余。不过，由于饥饿给人留下的印象过于强烈，“考户口”的动机已经压倒了一切，犯一点保守主义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上世纪80年代的高考，为社会最底层社会打开了一扇大门，经过这扇门，那群从山里走出的孩子最终成了局长、院长、老总、教授等。可是，眼下的乡村，考到重点大学的学生日益减少，有的农民还感叹：农民的儿子上了大学，还是当农民，我也在乡下看到过这样的实例。有时难免回忆起当年的高考。与今天的高考相比，它显得纯朴、简单、干净，没有那么多的加分等。儿子高考时，我突然发现，在儿子那所不错的学校里，如果没有各种名目的加分，单靠裸分已经很难考入北大清华了。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