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月薪1万元的员工，扣除个人缴纳的社保及个税等，拿到手的部分是7300元，企业总计为其支付约1.6万元。”这是《人民日报》记者近日调查杭州、嘉兴和河南郑州、洛阳等地53家企业用工成本后所描述的现象。
用工成本上涨较快，部分企业不堪重负。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和职工缴纳五险一金在职工收入中所占比例过高。在国内多数地方，企业五险一金的缴费率达到了55%乃至更高。这意味着，一方面企业每月用工成本中很大一块是用于支付职工社保费，另一方面职工每个月拿到的钱要比工资表上的少得多，缺乏“获得感”。
对此国家政策层面已高度关注。4月份国务院出台措施，要求各地在保证社保待遇不降低的同时下调社保费，为企业减负。不过，下调社保费而不降低社保待遇，实际上就是拿各地的社保结存垫底，“寅吃卯粮”，为企业赢得渡过难关的时间。换言之，这是非常手段，而不是长期性政策，所以国务院以三年为期来做这件事情。
还要看到，企业用工成本只是企业成本的一部分，而要减少企业负担，还有更多路径选择，不能光盯着用工成本这一块。近日，由社科院经济学部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春季号：2016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指出，目前与美国相比，中国制造在人工成本上还具有一定优势，但土地成本、物流成本、资金成本、能源成本、配件成本等均高于美国。这些看得见的成本，也给企业经营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压力。
最近一段时间来，深圳华为、中兴把生产基地迁出深圳，土地成本、用工成本过高，正是这些优质企业把制造业部门外迁的原因。土地成本高，企业的投入大。房价高，要留住职工就要涨工资。此外，企业物流成本、税收成本等，也是构成企业成本的重要因素。今年3月，广东提出要为全省企业减负4000亿元，其中就包括了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负成本、社保成本、财务成本、生产要素成本和物流成本等七个方面。
在职工收入中，社保确实是很大一块支出，有一定下降空间。但这毕竟是职工防病养老的钱，不可指望借此一劳永逸地解决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何况，在推行这一措施过程中，还必须防止有的地方冲破“不降低社保待遇”的政策边界，变着花样降低社保费率。实际上，减少企业负担的直接办法，就是减税、降低行政性收费，其他都只能是补充措施。如果企业税费负担过重，降低用工成本也难以改变企业的根本状况。归根结底，中国依赖低成本优势的窗口期已经逐步关闭，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各地不能幻想通过降低企业负担，回到过去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时代。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