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居住一段后回到国内，第一感受就是不敢开车，甚至不敢走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争抢。相比之下，我们却看到加拿大森林大火中，十万人有序撤离，没有车违法占道，甚至无人按喇叭。
难道发达国家人民的文明程度和道德素质真比中国人高那么多吗？依笔者的观察，依法治理的水平应该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因素。人们的文明程度和公德素质，往往基于强有力的法度规训和对行为规则的长期内化。有了严谨的法规和严格的执法，才会逐渐塑造出良好的行为习惯，促成一种尊重规则的文化。
拿交通来说，中国很多明显违法的行为，比如机动车压实线并道、转弯不打转向灯，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受到处罚。久而久之，人们自然不再把这些规则放在眼里。而在美国，不仅会车时开远光灯、争抢道路、雨天不开车灯这样的“轻微”违法都会受到严惩，连车内吸烟、儿童不使用安全座椅等我们一般认为不影响交通秩序的行为，都会遭到重罚。车窗抛物会接到高达2000美元的罚单、含酒精饮料必须放在后备箱且不能打开包装、进入路口前必须“左右左”看三次等法律，在我们看来几乎都可以算得上是“奇葩”条款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公民素质的问题，背后却是细致的法律和严格的执法在支撑。
五一假期，笔者驾车回了趟老家河南，发现河南与北京社会秩序的落差跟北京与美国有得一拼。地级市相对好一些，与北上广没有质的差别，但秩序有些乱。到一些县城，基本已是无政府状态，市区主干道上行人、电动车与汽车摩肩接踵，车速根本不可能开到每小时10公里以上，也几乎见不到交警等执法人员的身影。天一黑，大街小巷都摆起夜市，地摊恨不能搭到马路中间。习惯在北京开车的笔者，最后只能向老乡看齐，毅然挤入滚滚人流。晚上睡觉都梦到电动车飞蛾扑火般撞过来。
若说河南人民的素质和文明程度比北京或美国低很多，我自然不答应，但混乱无序的状况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首先应该反思的是一些基层政府的治理意识和执法水平。事实上，除了交通秩序，河南基层社会的一些方面都令我深感基层治理的失序。有的地方垃圾成堆、污水横流、道路残破不堪。到了一些乡村，几乎就是碎片化，农民只管自家院内，不少都面临垃圾围村的困境。部分村道几乎没有行道树，更没有公共绿地。除了省道，其他道路的总体状况也不容乐观。除了南水北调等大工程，一些基层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可以说是既失去集体主义时期的规划建设、公德教育成果，又未显示出当代村民自治的责任感和公共精神。这些症状都指向公共治理的缺位。
当下人们常常指责中国的公权力太强了，但事实上公权在一些方面的软弱和缺位才是问题的根源。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公权在事前的失职失语恰恰是公权行使过程中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人们的集体行为需要制度引导，比如在一个十字路口相会时，如果有明确的规则确定哪一方优先通行，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通行效率。但是这种规则必须要经常性地发挥作用，否则就降低了人们对行为结果的可预期性。当公权长期不严格执法时，一旦开始行使，常常会遇到习惯惰性的抵制，进而带来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冲突。比如深圳禁止电动车事件，政府严格执法当然有道理，可正是由于平时的执法松懈(以及公共交通产品供给不足)，才使市民习惯于依赖电动车出行。这时警察突然在街头执法，不仅挑战市民的习惯，而且事实上侵犯其财产权。
中国古代法家有“以法为教”之说，还指出“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故人多溺”，虽然说的是封建法规，但基本逻辑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法治依然有价值。如果法律只被视为摆设，或因有钱、人多、关系硬而被选择性变通性执行，法律会失去应有的尊严，也导致对守法者的不公平，自然会在执法过程中引发诸多冲突。
不仅河南，全国的政府都应意识到这一点，人民的守法意识是政府治理和执法水平的反映，公权力要想得到尊重，就必须经常性普遍性地行使，当然，前提是要符合法定程序且公开、公正、公平。(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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