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不宜给伦敦新市长贴更多标签

　　在日前结束的伦敦市长选举中，工党候选人萨迪克·汗获胜，成为担任英国最重要地方长官的首位穆斯林。一场英国的地方选举结果之所以吸引眼球，原因在于这位新市长的巴基斯坦穆斯林移民后裔身份，以及他来自社会底层的“苦孩子”出身。西方舆论对此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执着于“身份政治”的担忧穆斯林移民不仅已在人口结构上改造了西方社会，而且信奉伊斯兰的政治势力正在“侵蚀”西方的权力结构;坚持要维护“自由价值观”的则为英国乃至西方政治的“多元、包容”而感到“欣慰”。

　　出现首位穆斯林市长，当然具有强烈的“伦敦特性”。这座英国最大最重要的城市，其人口和文化构成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成为英帝国时代留存下来的最重要政治遗产，也是英国依然自视为世界性大国的重要依据。在占英国总人口1/7的近900万伦敦人中，非白人的移民及其后裔早在2012年就超过了50%。诚如保守的“身份政治”论者所担忧的那样，萨迪克·汗的胜选的确是伦敦人口结构变化的产物。此外，新市长起于贫寒而终于登堂入室的从政经历堪称传奇，而其来自保守党的主要竞争对手则是伊顿出身的富家子，两者之间反差巨大。贫民对于富豪的胜利，非常符合民众对“平民英雄”的憧憬和西方自由派对“民主政治”的想象。

　　但“伦敦特性”很难成为英国政治的特性。这座巨大的移民城市需要对于“平民英雄”的幻想，来安抚大多数中下层民众尤其是移民群体的艰辛付出;为保持其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英国政治也可以容忍萨迪克·汗对其伊斯兰信仰的坚持。但在白人依然占人口大多数的英国全国范围内，在以基督教为基本信仰的政治体系内，依然是出身伊顿、剑桥或牛津的白人政治精英的舞台，萨迪克·汗们依然难有出头之日。而且在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等地，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民族主义也正如火如荼。

　　伦敦出现一位穆斯林市长能够成为重大新闻，恰恰说明了西方和英国主流政治在面对社会和民意变化时的冥顽和迟钝。在美国，特朗普与传统政治精英的标准大相径庭;在伦敦，萨迪克·汗也不符合英国政治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从特朗普到萨迪克·汗，“特异政治现象”频出不仅体现了西方国家民众对当前政治体制的逆反心理，也折射出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趋于白热化的“路线之争”。主流政治试图维持现状的惯性与民众穷极思变的愿望同样强烈并难以遏制，当前西方政治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困境。

　　萨迪克·汗可以用自己的成功来告慰自己作为移民后裔的艰辛奋斗史，他在施政过程中也可以运用其人权律师的专业知识来为伦敦的移民群体争取权益，但作为西方价值观的好学生和经过英国政治体系检验过的政治精英，这位新市长显然不是西方政治的“造反派”而是“皈依者”，即便他有着不同于大多数英国政治人物的肤色和宗教信仰。

　　何况作为工党人士，新市长在未来的从政经历中仍要服从其政党的基本主张和利益。尽管以维护中下层劳工利益、加强与欧盟关系为主要政治主张的工党，在此次英国地方选举中多有斩获并打造出了萨迪克·汗这样的政治明星，但其在英国大选中惨败给了更符合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的保守党、在苏格兰的传统地盘被民族主义政党进一步蚕食，这似乎才是英国政治的全貌和真相，也是英国乃至西方政治仍将在困境中蹒跚的症结所在。(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