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四川达州八旬老人李某坐动车到成都看病，因节后人多，只买到达州到营山的座票。到南充后，老人被座位的主人请了起来，座位的主人是一位女生，老人女儿恳请她和母亲挤一挤，遭到拒绝。老人女儿挽扶着母亲往后走，后面两排年轻人同样充耳不闻。大约5分钟后，一中年男子为老人让了座。这时，老人女儿说：“年轻人啊，应该多学学。”女生委屈的回答道：“坐自己位置错了吗？”感觉委屈的女生流着泪给朋友打电话讲遭遇。（5月5日《华西都市报》）
一边是老人女儿的“道德式训导”，一边是九成网友的“道德声援”，在动车要不要让座这一问题上，头一次出现了与传统舆论不一致的情况，也使得“动车上要不要让座”这一问题，成为公共议题。或许，从完美的道德要求上来说，尊老爱幼确实是一种必须传承的美德，在任何时间都不过时，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得到坚持。不过，道德性的表达，也要基于一定的前提和基础，并以“不损及核心利益”和“触及游戏规则”作为原则，否则就可能是一种道德性的强迫，并最终形成权利性的伤害。
在习惯性的让座上，一般指的是没有明确座位的公交车。由于其座位没有明确的指向和使用归宿，那么其就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在同等的条件下以“先占者为先”，二是在非对等的条件下则以“弱者优先”。在“先占”和“弱者”之间，道德对“弱者”给予了保护，因而也才有了“请发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给老弱病残者让座”的广播提示。然而，在有明确座位标志，把有座和无座严格区分的情况下，让有座的人给别人让座，则明显属于道德性的强迫，对其核心利益也是一种触及。
其实，解决无座的问题其实并非需要期望于别人让座，正如有人在讲自己的经历时说，很多火车除了硬座还有软座和卧铺，添一点钱就可以实现有座的愿望。即便这些条件都难以实现，在有特殊的要求和困难之时，还可以求助于列车员，让他们帮助解决或者从中协调。只有当自己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后，再求助于别人让座，才更具有道德的优先性，否则“学学别人”的立论就不成立。
不考虑客观原因，而只是基于身份认同而确定优先性，容易因为身份优越性，而产生道德暴力。比如时常曝光的一些案例中，就有老人“以老卖老”而抢座位，或对不让座的年轻女子大动拳脚，或者对不谙世事的小朋友恶话相向，由此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也引发了群体间的争论。其实，所谓的强弱只是相对性概念，更多的时间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个身体健康的老人与患有疾病的年轻人，谁更应该坐座位，答案不言自明。也正是这样，才有了很多老人提出“给劳累的年轻人让让座”的提议，并由此引发了舆论的积极呼应。
调整社会规则与人际关系的，除了道德还有规则，以及刚性的法律。动车票的优先法则是，以合同法的条款和公序良俗，优先保障有座位者的权利，并且不受任何人的干扰，除非自己愿意放弃，同样也不受道德性的绑架。要知道，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去获得一个座位权，这背后的付出和努力，岂能因为“你是老人”就被轻易剥夺？如果单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别人有不给你让座的权利，但你却没有随便指责别人的资格。因为有的时候，基于“弱者优先性”的良好感觉，往往会培养占小便宜的习惯。更甚的是，若是“让座的权利”没有被限制，那么在任何情况下，老人岂不都具有优先性？及至于包括职场中的“座位”，只是，公平在此时又如何体现？
动车坐票不让座不应受道德苛责，其受更高的规范去约束。道德不是空中楼阁，更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有时候，强迫性的道德索取与要求，其实也是一种不道德。我们固然需要提倡“让座的品行”，但更要防止“强迫性索取的伤害”，因为相比于前者，后者的危害更大，破坏力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