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因生活琐事，滕刚将芦海清杀害。案发后，滕刚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他的父母在昨天向媒体说出了他曾经两次抑郁自杀的经历，被很多人贴了“乖娃娃”标签的滕刚在此事后才真正显露出不为人知的多个面相。据其父母介绍，之所以不愿意将孩子患有精神抑郁症的情况告诉学校，是害怕孩子会背上一个精神病的标签。（4月18日《新京报》）
大学生滕刚杀人案一进入公众视野，就以其耸人听闻的血腥、惨绝人寰的凶残以及不可思议的作案手段激发了民众愤怒的想象。实在不敢相信，那只可能在恐怖片里才会出现的暴力情节，会以这凶狠的形式在一个大学生身上上演。从案件细节被披露至今，舆论场也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思考与追问，但在一个具体的极端案例面前，我们又会悲哀的发现，这所有的思考与追问都是那么的苍白与无力。的确，在案件具体细节尚未全面公布、警方调查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语境下，围绕着案件的诸多讨论很可能会陷入先入为主的认知误区，而这急于求成的轻浮与浅薄，不但不利于社会对这一事件的整体反思，也很可能会给两个“不幸”的家庭带来二次伤害。
但有一点却是当前各方值得反思并检讨的。嫌犯母亲向媒体透露说其儿子曾患过抑郁症，并有过两次自杀经历。这条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其瞬间在舆论场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家长精心安排的一场“洗地游戏”。说实话，囿于大量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此前诸多类似案件的不良示范，舆论场保持必要的警惕本也正常，但我们不能因为自身的警惕就可以忽视嫌犯母亲陈述的事实，就可以以无端猜测的姿态去断定其背后必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毕竟，嫌犯母亲的陈述与嫌犯自身量刑的轻重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便他之前得过精神抑郁症，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其也仅仅是在犯罪行为发生时处于发病期才有可能被减轻或免责，而这，也需要公安机关的进一步认定。此番背景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其实只有耐心的等待，等待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来证明嫌犯精神病史与杀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联，而不是将自我的想象建立在恶意的猜测中。
从另外的层面看，一个在校大学生能够以残忍的方式杀害自己的同寝室友，其心理上是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却也理应被重视。而这，也只需检索四川师范大学对新生展开的心理普查结果便知。以笔者近几年的辅导员经历看，这一普查一般在新手入学后的前几个月进行，如果普查结果显示一些学生在心理上存在着问题，那么，学校的心理辅导机构则必须介入对其进行引导治疗，必要时还要送至相关的专业医院。基于此，当下我们最应该关心的是，在校方的心理普查中，嫌犯究竟有没有表现出心理上的问题？如果有，学校方又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而如果没有，学校方又该怎样向社会澄清大家对自己的误读？这些，其实都是当下可以做且必须做的。
对人性之恶散发出来的血腥与暴力我们当然应该谴责，但嫌犯母亲对儿子的精神病史陈述也应该被关注。啰嗦这些并不是要为嫌犯开脱，恰恰相反，却是希望通过更多的细节描述来还原和窥探嫌犯的犯罪心理，并为公安机关破案、后续社会的反思提供更有力的补充。如果我们总以自己固化的想象匆忙的去为这一案件定下结论，那么，这不但不利于案件的整体反思，更会让当下所有的追问都失去应有的价值。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