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半年,至少有上千名曾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做过产检或分娩的女性,接到过母婴护理(俗称月嫂)或婴儿纪念品等公司的骚扰电话或是短信。这些骚扰电话和短信的背后,暴露出孕妇隐私信息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问题。每一条泄露的孕妇信息都被明码标价,多数是一元。信息越精确,价格则更高,高达百元一条的信息,可以精确到一名孕妇的具体分娩日期。围绕着孕检及分娩量在全国都排在前列的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已然形成一条隐秘而数量庞大的孕妇信息买卖链条。(3月15日《南方都市报》)
深圳上千名孕妇信息遭泄露,或许是孕妇信息泄露的冰山一角,也是公民信息泄露的冰山一角。这也是公众所面临的十分焦虑而又无奈的问题——通常只剩下叹息,因为受害人根本无法知道信息由哪儿被谁泄露的。这也是公民维权的最大难点和最薄弱的地方,但也是公众最渴求法制保护的权利。
其实,公民信息泄露并不难找到源头,比如孕妇信息泄露肯定是医院出了“内鬼”,只有医院才掌握孕妇的姓名、性别、年龄、联系电话、预约(产检)日期、预约时段、末次月经、孕周及预产期等非常详细的信息;病人信息泄露也不例外。学生信息泄露不外乎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等。各种实名制也是信息泄露的重要源头,包括手机上户、银行办卡、网购快递、自来水公司和供电公司开户、买飞机票、火车票等等,主要涉及公共服务部门。
找到公民信息泄露的源头,要遏制公民信息泄露的现象并不难,首先是建立完全的法制体系,为公民信息保护、维权、惩罚泄露信息等立下规制。比如堵住软件漏洞,防止工作人员拷贝、复制、下载等;或者从严惩罚泄露信息的行为,使牟利者心生敬畏;同时,保持高压态势,发现一起则顺藤摸瓜,把相关人员一网打尽,对泄露信息者构成强大的压力。
但目前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没有立法,打击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是碎片化的,威力不大,惩罚力度太弱,且不容易发现,违法成本较低,缺乏有效的震慑力,有的人毫无畏惧,公民信息泄露已经泛滥成灾,公民的隐私权荡然无存,公众无不饱受“意外来电”的骚扰,有的甚至因为信息被泄露而遭来杀身之祸。
因此,立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事不宜迟,这既是保护公民隐私的紧迫问题,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可小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