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说，留守儿童是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群体，目前有约6000万，义务教育阶段有2400多万。今年2月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袁贵仁表示“教育部门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他说：首先，在安全上满足留守儿童的需求。营养餐供给、交通安全优先满足留守儿童的需求；第二，要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要鼓励他们独立、自立的精神，制止可能出现的不良行为，另外还要确保他们能够通过电话和视频和远在他乡的父母进行交流；第三，教育部门还应该做到学校要保持和家长的沟通和合作。（3月9日中国网）
袁部长把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归咎于国家城镇化进程，这是打错了板子，找错了病根。找错了病根，就会开错药方。开错药方，就治不了病。如果留守儿童问题是因为城镇化，那么国家推动城镇化岂不是错误的。实际上，城镇化是人类发展规律，城镇化也不必然带来留守儿童。
既然留守儿童问题不是城镇化带来的，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准确地说，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户籍制度不适应城镇化进程的需要造成的。因此，要从解决户籍制度上找解决留守儿童的办法。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特别是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不但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更有刑法条文规定，农民私自进城者就是“流窜犯”，要受到刑事处罚。农村与城市被人为地隔离开来，有一段时间，中国曾经逆城镇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了农村人。农村人要想成为城市人，只有几条羊肠小道，当兵提干，考大学，顶替在城里工作的父亲，没有其他路可走。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给农民进城务工开辟了一条通道，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国目前的繁荣，亿万进城打工农民功不可没，国家现在也承认这一点。但由于没有与城镇化相配套的制度改革，造成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干的是建筑工、清洁工、搬运工等工人的工作，但却很难得到工人身份，被称为打工者，农民工，无论他们在城里干了多少年，总成不了市民，也摆脱不了农民的身份。其根源就是户籍制度改革落后于中国发展进程，落后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因此，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就必须从改革户籍制度入手，建立现代人口登记制度，实现政府以服务为主的人口管控。
可以说，建立现代人口登记制度，即以更好地服务于全体国民，进一步解放人这个唯一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将会释放出不可估量的巨大创造力，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将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杜绝进城务工者把创造的财富浪费在回家的路上。允许国民在国内自由流动，户随人走，孩子随父母走，甚至老年父母随子女走，这都应该成为国民的自由选择权。只要恢复迁徙自由，留守儿童问题就迎刃而解。在没有在制度上解决户随人走，孩子随父母走，甚至老年父母随子女走的情况下，所有解决留守儿童的努力，都是南辕北辙，无的放矢。
人口自由流动，既符合人类发展规律，也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是国家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指明了方向，也为户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还为建立现代人口管理制度开辟了道路。人口是资源，因此人口如何流动由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决定，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如何保障人口的自由流动，以便更好地保障市场对人口的配置作用。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