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7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6.1%，城镇化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2015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不到40%，以“市民化”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更强、更持续的驱动。2014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在城市和农村实施一系列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改革，“市民化”将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仍有较大释放空间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两大动力，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从低劳动生产率领域进入高生产率领域，在增加自己收入的同时促进了经济增长。1996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30%，之后的近20年，城镇化以每年增加1-1.5个百分点的速度推动了中国经济以7-14%的速度增长。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较2014年增加1.3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达到6.9%，按照城镇化发展到70%-80%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判断，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仍存15-20个百分点的释放空间。
“市民化”将有助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是农业转移人口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在职业和权利上与城镇户籍人口趋同。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我国丰富、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将提高政府、企业及劳动力自身对教育、培训的投入激励，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2014年中国初中毕业的农民工占60%，高中和大专的比重不足20%，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占32%，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将起到提高农民工素质的作用，为产业升级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支持。
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更多依靠了投资和出口的拉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消费，有利于增加消费支出、改善消费结构，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2014年中国农民工的月均支出为944元，不足农民工月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增加农民工对城市住房、高质量产品、高质量服务的需求，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市场需求。
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并开始有针对性采取改革措施。市民化的政策红利将逐渐显现出来，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城镇户籍有序放开，农民市民化门槛不断降低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本质是权利和福利与城镇户籍人口均等化，农业转移劳动力一旦获得城镇户籍，就能够实现完全的市民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规模外，其余城市和建制镇的户籍要有序放开，落户条件可以是租赁住所，社保年限不超过5年。近日《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其余城市不得采取购房、投资、纳税、积分等条件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地落户。随着，城镇落户门槛的不断降低，将越来越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居住证制度逐步建立，居住证“含金量”不断提高
居住证制度适用于流动人口，以居住证为载体，基本公共服务与居住年限相挂钩，为难以落户到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日益增多的公共服务。2014年，北京市居住证制度替代暂住证制度，居住证开始附加部分公共服务。2016年1月1日起《居住证暂行条例》开始实施，条例规定在城市居住达到半年，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人口，可申领居住证，持有居住证的人口可以享受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公共文化体育、法律援助等公共服务，可以享受出入境证件办理、机动车登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便利。随着居住证包含的公共服务不断增多，居住证持有人与户籍居民所享受的权利与福利将不断接近，居住证制度正在成为循序市民化的重要途径。
农村土地确权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后顾之忧不断消除
农民在农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三大权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最大后顾之忧是失去这三大权利，三大权利成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障碍。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5年内完成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2014年和2015年，全国各地开展了大量试点工作，如：河南省提出2015年要完成4000万亩农村土地的确权颁证，广东南海提出2015年完成农村股份合作社股权确权到户等。按照2013年一号文件的要求，到2018年农村“三权”确权完成，农业转移人口就可以安心放弃农村户籍，落户城镇，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而且，随着农村产权市场的逐步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将可以进入产权市场进行交易，将进一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到城镇落户定居的能力。
“市民化”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也是艰巨的改革任务
2015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足4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70%-80%的水平，仍需实现4亿以上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将将构成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驱动力，其影响将绝不亚于30多年前开始的城镇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复杂、系统的城镇化制度改革，这场改革基本上始于2014年，目前，大部分改革处于试点和初步实施阶段，改革效果并未很好显现出来。而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涉及到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社保的异地接续转移、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等多类制度改革。
正所谓：“帆已扬，船已启航，目标就在前方”。
【郑鑫，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所 博士】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