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念孙代表在翻阅《光明日报》。本报记者 刘江伟摄
不论是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都把“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我以为倡导和启动中国古代和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告老还乡”做法，有助于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到当下一个很热的词“新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野沃土茁壮生长的重要形态，它既体现了热爱家乡、建设故里、乐于担当的情怀，又饱蕴见贤思齐、助人为乐、崇德向善的正能量。传统中国的乡贤即乡绅，主要由科举中取得功名退职还乡的官员或未出仕的乡村贤达组成。他们在垂范乡里、化育乡邻、维护乡村秩序、促进基层社会平稳发展等方面曾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是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官吏遵循的惯例。经过千百年的延续传承，“落叶归根”“告老还乡”不仅作为一种官场规矩，而且作为一种人生理念深入人心。明清两朝五百多年间，不论是地方官迁任京官，还是京官外放任职，或是地方官异地赴任，皆不得在任职地购置房产田产，其家眷由“内衙”负责安置。《明代律例汇编》《大清律例会通》均载：“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显然，这样的法规不仅有利于从制度上防范官吏以权谋私、贪墨腐败，也加深了他们“宦途漂泊”和“根在故土”的观念，既增强了官吏还乡的愿望，也使退职还乡制度更易于执行。值得一提的是，退职还乡在国际上也较为普遍，美、英、日、韩等国总统卸任后，必须很快搬出首府，回到自己老家或其私人居所。
官员退职返乡，积极意义十分明显。其一，进则为官、退则为绅的返乡模式，实现了宝贵的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使社会人才分布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整个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其二，官员文化层次高、富有才干、见多识广，富有人脉等多种资源，回乡后为建设故里出力，保障了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有序发展，也使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乡贤文化在乡村代代相传，生机勃勃。其三，退职官员返乡，将毕生所学和积累的经验用于建设家乡，避免了高端人才在京城、省城及大城市扎堆集聚，英雄无用武之地耗费生命，在维系乡村和谐稳定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与乡村的平衡协调发展。
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告老还乡”传统，对解决当下农村“空心化”积弊，对缓解大城市过于拥挤、不堪重负等“城市病”，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农村青年通过外出求学或打工离开乡土，是一种改变命运的积极努力，那么，对于60岁退休留在城市养老者，则多少给人用材不尽的遗憾。由于生活条件改善和生活品质的提高，现在60岁左右者一般身体都较好，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工商企业界人士、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专家学者等，曾经有为有位，经验丰富、人脉广泛，若告老返乡则可发挥多方面作用。他们不仅能为美好乡村建设出谋划策、聚集资源、躬行实践；而且还能以自己的见识及生活方式垂范乡邻、传播文明、改善乡村风气；以自身威望和身份超脱的特殊地位，影响乃至监督基层乡镇干部为民办事；同时他们生活于乡土，还能促动城市子女及亲戚朋友频繁往返乡村，为农村带来更多的人流、物流及资金流等。凡此种种，对于从根本上医治农村“空心化”顽疾，或可起到固本培元、祛邪扶正的良好效果。
在这方面，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退休返回老家湖南岳阳筻口镇西冲村，三年就促使一个落后村转变成“岳阳第一村”；海南省原副省长陈厚苏退休返回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很快改变家乡贫困面貌；云南省保山原地委书记杨善洲退休放弃进省城的机会，返回故乡施甸县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成为全国道德模范等等，都堪称告老还乡“新乡贤”的典范。他们落叶归根、化泥护花、泽被桑梓、造福一方的善举，谱写了当代乡贤文化的崭新篇章。
实事求是地说，绝大多数离退休干部告老而不还乡，并非他们自己的刻意安排。由于我们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没有规定告老退职还乡，加上多年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市与农村发展严重不平衡，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舒适便捷程度远远高于乡村，从农村走出的各级领导干部及各类公务人员退休留在城市，早已成为大家自觉或不自觉的共同选择和遵循，乃至日久岁深，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事。
目前要改变这多年的积习，让从农村走出的各级领导干部、工商企业界人士和各类专家学者等退休后返回故土发挥乡贤作用，显然涉及多方面切身利益，只能“倡导”而不应“强求”，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搞“一刀切”。这不仅因为长期以来国家对离退休公务人员留在城市制定了诸多政策保障和生活福利，而且对于返回故里张扬乡贤文化者，则几乎没有任何相应的政策措施。譬如，民政部及社保部门对于离退休返乡者的养老待遇和医疗保障等如何实行方便划转和高质量对接？国土资源部门能否出台相关政策，将返乡者的住宅纳入美丽乡村建设整体布局？组织和宣传部门能否在舆论上对离退休干部和专家学者等支持农村建设大力宣传，对于作出突出贡献者给予崇高荣誉和隆重表彰？返乡者未必非要返回原来乡村，也可以回到乡镇乃至县城，与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加快发展特色镇和小城市相衔接。如此等等表明，将“告老还乡”作为现行离退休制度的一种模式予以倡导和实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最重要最宝贵的高品质的乡贤资源，尚有许多问题需要逐步解决。
笔者曾向有关同志征询：传统“告老还乡”模式在当今社会是否有必要有价值、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大家都认为十分必要且很有价值，同时又担心难以操作和落实。有的同志说：大城市与乡村的医疗条件和水准有一定差别，仅看病就医这一项就会难倒许多人，谁还愿意退职返乡呢！这虽然说的是实情，但仔细想想，农村医疗条件之所以落后，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固然是一方面因素，关键还在于农村中高端医疗需求不足。恩格斯早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如果大批离退休干部、工商企业界人士及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返回乡村，其所产生和带动的有效需求，不仅会使农村医疗及其他方面的硬件和软件水平得到较快提升，而且对扭转农村“空心化”“荒寂化”的萧条状况，对于集聚乡贤人才和复兴乡贤文化，无疑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今天的农村发展及乡贤文化现状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正由于我们昨天在这方面做得有缺陷；而明天的农村发展及乡贤文化状况会怎样，则取决于我们现在怎么做。（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