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就像四川的变脸，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一样的面孔。袁灿兴《中国乡贤》一书，通过具体的人物，展示了乡贤的演化轨迹，从让贤的吴太伯，到四知的杨震，从家训的颜之推，到修学堂的武训，最后写到张謇、卢作孚的民国功业，用文字素描的五官逐渐立体起来。
封而建之的周王朝，乡贤的形象还琢磨不定，因为彼时的社会秩序，上有君主，下有金字塔式的贵族，从侯到士，都是政权的拥有者，容不下他人分享。大一统之后，疆域之内都是王土，四海之内都是王臣，只有帝王才是拥有者，官僚只是管理者，职责就是替帝王“管家”。帝王的利益是万世，官僚的利益则是现实，作为社会资源的分配者，他们必然照顾自己的小心思，因此会和帝王产生离心倾向。从相权和皇权持续上千年的对峙可以看出，二者是合作和斗争并举的关系。我们常说的皇权不下县，就是因为人少地广，皇权无法有效控制基层，官僚系统左右逢源可以让群体利益最大化，也因此乡贤有了生长的土壤。
家国同构的历史内核中，史家的逻辑单薄得可怜，那就是通过羞辱失败者的失败，来反证成功者的合法性，夏有桀、商有纣、周有厉王、隋有炀帝……他们成了新统治者英明神武的“垫脚石”。与其相比，推动地方乡土历史的乡贤则温和许多，一般是官方顺应民间的意愿，肯定道德人物并将其数为偶像。但并非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乡贤，他们或者栖身于某个大家族，也就是有人，或者即将从政或者老了退休，这是有权，或者有自己的实业和公司，这是有钱。纵然有乞丐般的武训，也需要得到官商的支持，才可以完成办学的夙愿。简言之，他们掌握着比普通人更多的生存资源，因此有能力回报家族和乡梓，而他们的回报，也得到了道德层面的回报。
熟人社会中，乡村社会的运转，就是以乡贤为中心的，像修桥铺路、施粥舍药、婚丧嫁娶、抓捕强盗、求情官府，需要他们担负相应的责任，保护自己，乡邻得益。在原子化的底层和动辄杀伐的权力的中间地带，乡贤就像是“儒家牌”润滑剂，减少了双方的直接对抗，让社会秩序得以维持下去。在地方志中，也不乏这些乡贤的影像，本书作者“立足地方”，以时间为经线，空间为纬线，让读者不知不觉间穿越到古时候，来一趟见贤思齐的时空旅行。
如今，在复兴国学层面，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有了基本共识，乡贤也再一次登上大雅之堂。只是乡村凋敝，妇女老幼的留守，让空心化更添人性之痛，形形色色的乡村建设，对症的却没有多少。也因此，有人思想返璞求助于新乡贤，尤其是新儒家的鼓吹，让人觉得这个药方具有中国特色，心理上更容易为大众接受。这也导致了乡贤研究的功利化，古也乡贤，今也乡贤，你也乡贤，我也乡贤，帽子不少，效果不多，成了政绩工程。因为，无论是利用新乡贤的资源还是借助他们的名声，工具化的操作方式，与道德精神有了偏差，就会各说各话。
作者选择了大人物的小事情和小人物的大事情，立此存照。对于这些资料，应该如何使用，则交给读者诸君自由选择了。有了这些资料，我们讨论乡贤时，就不会无的放矢了，而会是具体的人和事，以及如何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做出更有利于今人的判断。从历史维度来说，参考当时的历史背景，做出客观评价，才不会扭曲他们的面目。从现实角度而言，古为今用并不是说得这么简单，还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免走了回头路。乡贤，能不能成为左、右和温和派的共识呢，无论积极还是悲观，不妨也交给时间去验证一下。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多元世界里，别轻易用政治、传统等正统旗号，剥夺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让它发生吧，剩下的就是默默地等候。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