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网上一张来自亡故产妇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理化所的“红头函件”也引发网友讨论，16日18时许，中科院理化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声明称，杨某是所内青年骨干，全所职工对此深表悲痛。本着尊重生命、死者为大的原则，于2016年1月14日致函北医三院，请求该院对杨某离世的原因做出公正透明翔实的调查，给出一份真实、完整的结论，给杨某及其家属一个明白、公正、合理的交待。（1月17日《新京报》）
产妇在医院内抢救无效死亡，究竟属于正常情况还是医疗事故，不能由双方自话自说，否则就很难形成一致意见。从法定的程序来看，解决问题的途径还得遵循既有，比如通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构或法院处理解决医疗纠纷。否则双方都认为有理，就会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方面，医院认为死亡属于正常现象，与病情有关而与医疗行为无关，自然也不应给予赔偿；另一方面，死亡家属则认定是医疗事故，要医疗机构给予自己以巨额赔偿，矛盾就必然难以解决。
按照院方的说法，产妇死亡后，家属数十人聚集并滞留北医三院产科病房，在病房大声喧哗辱骂，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严重扰乱北医三院正常医疗秩序，此行为已属于典型的“医闹”，应被严格限制和打击，自然不值得提倡。否则，即便有合理的诉求，然而采取的手段不正当而具有违法性，那么就必然会为此承担附加的风险。虽然时下医患之关，囿于医疗的专业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患者确实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不过，这不是采取暴力等非正常手段的理由，也不是解决问题的优选。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死者生前所在的单位，中国科学院理化所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是在要医疗纠纷之间发挥调节和润滑的作用，而不是选择厚此薄彼的排队站位。产妇死于医院，说白了属于职工个人及其家庭之事，跟所在单位似乎毫无关联，更无明确的职能界定，其出具公函要求医院给予解释，其间“究竟有几个意思”？虽然中科院理化所在声明中称，自己的行为是基于对职工的关爱，属人性化的应有之举。不过，这种并无法律关联和意义的行为，却可能放大患者的弱势，形成一种情绪化的误导和道德性的绑架，并由此植下比事件本身更坏的后果。
正如律师所言，两家单位并不存在法律关系，也不是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一家向另一家发函不涉及行使行政职权，所以该函件不具法律效力，不会产生法律上的效果。简单来说，其行为除了表达一种姿态，产生一种道德性的压迫，并不足以成为院方必须回复的理由。相反，恰是这种姿态性的表达，却可能让死者家属一方进一步增强弱势感，并在采取非理性手段上更有底气。而对于其他对医闹行为高度认同的人来说，“公函要求说明”的行为则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其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并将医疗机构置于更加不利的地步。
弱势是一回事，需要通过权利救济不断补强，然而放大弱势则会产生恐惧，对正常而合理的程序给予排斥，并增加解决问题的成本与风险，成为诱发新的矛盾的引子。更何况，即便院方出于对“公函”的尊重而给予回复，那么发文者自己是否相信，又能否让死者家属相信，恐怕连自己都难以确定。否则，就不会出现死者家属不听院方的解释，也不会造成纠纷的难以调和。
现实证明，放大弱势造成的偏见与愤怒，其实比纠纷本身就难调解，其危害性也更为可怕。因为单个事件只是“就事论事”，而放大弱势则可能成为“源头之污”，甫一开始就堵死了沟通与交流的通道。
（责任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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