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日趋严重,合理解释是什么?

2016年01月15日 10:29   来源:红网   郑渝川

  日前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披露,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在日趋严重。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此外,从教育机会到医疗保障,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整体呈现扩大趋势。该报告是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撰写的系列专题报告,以全国25个省市160个区县的14960个家庭为基线样本,探讨民生问题状况、差异、原因和社会机制。(1月13日《第一财经日报》)

  贫富差距拉大,超过传统意义上的警戒线,并非仅仅出现在中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学会前任主席安格斯·迪顿2015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代表作就是《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而在2013-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就成为了世界级畅销书,主题也是挖掘分析世界主要国家的不平等。

  概括经济学家、经济史学者的观点,知识传播、贸易自由、法治环境下,会触发创新,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做大“蛋糕”。但由此也将不可避免带来贫富差距拉大的结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甚至“沦落”要靠投机资本家施加援手,才能平息金融危机,这推动了之后美国出台金融监管法案,建立专门的监管部门,还强化了政府职能,直接供给公共福利,施行累进税制。欧洲的工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进程。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不平等收缩到近代以来最低的水平,穷人子弟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我们前面提到的安格斯·迪顿,出生于英国的煤矿工人家庭,就是受惠于二战后英国的积极干预、公共福利政策,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跻身世界顶级经济学家行列。

  二战后的繁荣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之后爆发了石油危机,欧洲和美国长期推行“大政府”积极干预和大量公共支出,却无法避免效率低下问题。于是,1980年代开始,以减税和裁减政府职能为中心的改革,在美英等国兴起,并迅速扩散到全世界。之后,苏东集团解体,印度、中国等国家开始市场经济建设,又带来一轮国企私有化浪潮。这些改革、进程都促成了新的经济繁荣,也带来了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

  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更成为持续至今的新造富动力,从比尔·盖茨到马克·扎克伯格,从柳传志到马云、马化腾。这些技术型富豪几乎都是白手起家,尽管少不了政府的支持,但其收获的财富红利主要是创新红利——对这样的人如果课以重税,好像有点惩罚勤奋、奖励懒惰的意思。事实上,不管是哪个国家,以及中国的哪个城市,技术型富豪的税负都是很轻的。

  因此,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等不平等问题,成因具有多样性、复杂性。

  财产的不平等,不等于社会身份的不平等。但现在的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调整,使得财产(购买支付能力)所占的权重越来越大,会因此对竞争结果带来重大影响。比如,不光是一线城市,包括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在内,能否进入好的学校,能否获得好的医院的服务,不完全跟钱挂钩,但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钱,就将与之绝缘——钱可以改变竞争机会,让原本竞争中的不入流的竞争者,跟竞争中的优胜者放在同一序列。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会热衷为孩子报读一流的培训学校,为进入名优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挤破头”?因为事实结果就摆在那里,如果不能从一开始就跟上竞争的节奏,很可能就已经注定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又比如,自主招生考试,比起过去的高考单一的考察方式,更能挑选出具有各种特长、能力特征的优才。问题是,高考单一方式,对于中下收入甚至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意味着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命运,而“各种特长、能力特征”,却是现有的中小学教育体系所不能给予和培养的,只能花钱、烧钱,然后“单曲循环”……

  在中国,还存在因为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另一种不平等,再加上体制身份所造就的不平等,跟之前所说的财产不平等,三者聚合,使得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成员所感受到的不平等现状,颇为突出。

  去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三五规划单辟一章,提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促进教育公平、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要求。这些要求如果能够落到实处,有助于减缓突出的社会不平等态势,赋予人民以公平公正感和奋斗热情。

(责任编辑:武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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