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场所见到有人处于危难时刻，是援之以手还是袖手旁观，这一直是个现代“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尤其这些年经常出现扶老人反被诬之后，救还是不救更成为严峻的问题。
面对这一状况，深圳一直在探讨如何保护好人的问题。1992年元月，深圳社会团体成立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褒扬见义勇为有功人员和单位。2013年，基金会共拨出251.18万元，表彰、奖励见义勇为有功人员239人，慰问救助历年牺牲勇士家属、子女和困难勇士累计245户278人。
奖金是一种物质鼓励和价值助推，但见义勇为基金会还不能在法律上给见义勇为者披上保护罩。1月5日，《深圳经济特区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征求意见稿）》开始征集意见，意味着这个保护罩已经进入测试阶段。
据羊城晚报昨天报道，“条例”创新性提出了“现场紧急救护免责”的规定：“现场施救者对伤病员实施善意、无偿的紧急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造成被救护者民事损害的，其责任可予以免除。”这是国内率先借鉴国外《好撒玛利亚人法》所制订的相关规定。
《好撒玛利亚人法》是关于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责任的法律条文。但在一些国家，帮助遭遇困难的人是公民的义务，具有强制性。这值得空谈道德者借鉴。
这些年来，人们不敢贸然救人，除了担心做好事反被诬陷之外，还担忧被救者突然死亡，家属为此追究责任索取赔偿。
救人不成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施救者没有专业营救技能、采取的措施不当导致被救者死亡；一种是被救者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可能出现第一种情况，所以人们经常被告知，遇到超出自己营救能力之外的危难者，最好的办法是打电话找专业人士，比如打急救电话，避免好心办坏事。但这种处理方式很容易引起误解，2014年2月17日，IBM深圳公司管理人员梁娅晕倒在地铁出口的台阶上，50分钟后救护车到达，梁娅已不幸身亡。这被一些媒体报道为梁娅倒地50分钟内无人扶救。实际上，这期间有人找过地铁工作人员，有人打了120电话，并非完全无人理会。
对“必然死亡者”，哪怕华佗出手也同样无能为力。再有名的医院，再高明的医生，都不敢保证有能力把所有病人从死神手里夺回。在没有急救设备的公共场所，对那些已经向死神报到的病人和危难者，起死回生的机率本来就接近于零，就更不能怪罪于施救者了。
即便在医院，都还会有人把某些死亡的责任推给医生，甚至在医院里打闹。正因为这样，在医院之外救人，要承担更大的心理压力。如果不是有强烈的利他精神，就不会冒险救人。无偿救人不是做生意，不是炒股，任何风险对救人者来说都是只赔不赚的。因此抢救陌生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哪怕抢救失手导致被救者死亡，都不能改变好心的性质；作为有良知的人，都不应过分追究。
然而在功利社会，人们往往只看结果不看动机，甚至有人把死者当作牟利的工具，向施救者敲诈勒索。这造成好心没好报的警示，使见义勇为逐渐减少，甚至变成了“见义永畏”。
当道德不足以支撑良心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借助法律盔甲来保护良心。深圳提出“现场紧急救护免责”，尽管还会遇到种种复杂情况而需要不断调整完善，尽管还不是刀枪不入的盔甲，但起码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好人轻易地受到重创。
（责任编辑：李焱）
